直到收音机里传来播报，大家才惊掉下巴：1977年的高考，竟然集齐了12个年级的 “选手”——从1966届到1977届，跨度足足十一年！
更有个别地方允许78届的优秀高中生提前参战，相当于13个年级的人才挤在同一片考场，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跨代竞争”。
“我的天！我1966届的，居然跟侄子辈的77届考生同台比？”
河北知青王建国听着广播，手里的窝头差点掉在地上。他28岁，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十年，而考场里坐在他旁边的，是个才15岁的半大孩子，脸上还挂着稚气，手里的钢笔都是崭新的。
上海的陈慧敏也愣住了。她是1977届毕业生，备考时抄的课本还是姐姐留下的1965年版，而邻村的张大叔，是1968届的知青，已经30岁，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却还在跟她抢同一个大学名额。
“这哪是高考，简直是‘祖孙同堂’的逐梦大赛！”陈慧敏的母亲感叹道，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可惊叹过后，更多的是沉甸甸的焦虑。
报纸上明晃晃印着各大高校的招生名。这种低到离谱的录取率，让每个考生都心里打鼓：“我能考上吗？”
王建国夜里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自己备考时的窘境：白天要扛着锄头下地，只有中午歇晌的半个时辰，能靠着田埂啃干粮，顺便翻几页借来的旧课本；晚上煤油灯昏暗，蚊子嗡嗡叫，他裹着打补丁的棉袄，趴在炕桌上学到后半夜，眼皮重得像灌了铅，好几次都趴在书上睡着了，脸上沾了一脸墨水。
“说不定真考不上……”他心里嘀咕着，可转念一想，又立刻摇头。
能走进考场，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1O年动荡，多少人想读书却没门路，如今高考大门重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得拼尽全力。
就像大家常说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嘴上说着“考不上就继续好好干活”，可谁心里不憋着一股劲？毕竟这是打破命运的唯一稻草，就算豁出去，也得抓住！
这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笼罩着每一个考生。天津的周明远是1970届的，在工厂当钳工，备考时只能挤在机床旁的角落。
“别人下班打牌聊天，我就蹲在工具箱上背单词；中午车间机床轰鸣，震得耳朵嗡嗡响，我趴在桌上看题，居然都能睡着，实在是太累了！”后来他跟人说起备考的日子，眼里还带着血丝——那是“孤独与疲惫”交织的印记，也是无数考生的共同写照。
更让人抓狂的是“抢书大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回忆当年：“每天下午新华书店进新书，我们下课只有十分钟，疯了似的往书店跑，10分钟就抢完了！”
陈慧敏也经历过这种“生死时速”，她好几次跑到书店，都只看到空空的书架，最后托人从废品站找回几本发霉的旧课本，抄得手指都起了茧子，笔记册的边角被翻得卷成了波浪。
而比抢书更磨人的，是“饥饿与求知”的双重折磨。
很多考生白天干重活消耗大，肚子饿得咕咕叫，却只能啃凉窝头、喝稀粥，晚上还要强撑着疲惫的身体看书。
“我问过后来的学生，有没有饿到头晕的感觉？有没有求知欲烧得睡不着的冲动？我们那代人，是两者搅在一起，又饿又想读，那种滋味，这辈子都忘不了！”一位当年的考生后来回忆道，眼里满是感慨。
除了这些“共性难题”，1977年高考的“特殊符号”，更是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最特别的就是“地方自主命题”。
因为高考中断了11年，全国上下都对这事儿陌生得很，加上时间仓促、教材不统一，没法搞全国统考，只能让各省自己说了算——命题、考试、阅卷，全由省级招生委员会统筹。
“原来不是全国一张卷啊！”
王建国听知青点的伙伴说，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而隔壁省份居然考《攻书莫畏难》，心里顿时慌了神。
他赶紧托人打听河北的命题方向，可谁也说不准，毕竟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回。
各省为了稳妥，还搞起了不同的“预热操作”。
大部分地区先搞了预选考试，刷掉一批基础太差的考生，减轻后续阅卷压力；而有的地方实在赶时间，只组织了一次模拟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考试流程，权当“练兵”。
天津的考生就幸运些，他们参加了预选考试。
周明远记得，预选那天，考场里比正式高考还热闹，有抱着孩子来考试的妇女，有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还有穿着军装的复员军人。
“大家都不知道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