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身走进里屋，打开樟木箱，麻利地收拾起来：“我给你带两件厚棉袄，秋末冬初的，外面凉。再拿几件换洗衣裳，还有洗漱用品，都给你包好。”
儿子拉着孙天义的衣角，仰着小脸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还想让你给我讲外语故事呢！”
孙天义蹲下身，抱着儿子，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乖，爸爸很快就回来，回来给你带好吃的糖糕。”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似的疼。这些年，他忙着教学、忙着翻译，陪家人的时间本来就少，这次突然要走，连句实话都不能说，心里满是亏欠。
阎妙娟很快收拾好一个蓝色的帆布包，递到他手里：“东西都齐了，路上注意安全，记得按时吃饭。”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塞进他手里，“拿着，路上想买点什么也方便。”
晚饭的煤油灯昏黄温暖，映着妻儿的笑脸。阎妙娟炒了三个菜：一盘土豆丝、一碗鸡蛋羹，还有一小碟孙天义最爱的酱黄瓜。五岁的儿子捧着小碗，扒拉着米饭，时不时抬头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带糖糕呀？”
孙天义夹了一筷子鸡蛋羹放进儿子碗里，喉咙发紧，强装笑意：“快了，等爸爸办完正事就回来。”
他不敢看妻子的眼睛，怕那满含担忧的目光让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顿饭吃得安安静静，没有过多的言语，可每一口饭菜都裹着家人的牵挂，沉甸甸的压在心底。
放下碗筷，孙天义抹了把嘴，拎起早已收拾好的蓝色帆布包，沉甸甸的不仅是衣物，还有家人的牵挂。“我走了。”他声音沙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又看了看妻子，转身快步走出了家门。
阎妙娟抱着儿子跟在后面，一路送到院门口，直到看着他登上那辆绿色吉普车，才挥了挥手，眼里闪着泪光。
吉普车缓缓驶离外国语学院，孙天义回头望了一眼，妻儿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他靠在座椅上，心里五味杂陈——这趟未知的旅程，到底要去多久？要做什么？他一概不知，只知道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车子一路颠簸，驶入南城门时，街灯还稀稀拉拉亮着，可到了西城门里停下时，天色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豆大的昏黄路灯像瞌睡人的眼睛，勉强照亮脚下的路，偶尔有行人路过，都是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生怕摔着。
孙天义刚下车，就见路旁另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压低声音说：“孙老师，这边请。”他心里一紧，跟着男人上了车。
车门“砰”地关上，司机猛踩油门，汽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漆黑的夜里，轮胎碾过石子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
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车灯劈开一道狭窄的光带，照见路边的树木飞快后退，像张牙舞爪的黑影。
孙天义心里打鼓，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里，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前几年被下放的日子还历历在目，扛锄头、修水渠的苦累不算什么，那种不被信任的委屈，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他忍不住琢磨，难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这会不会是调虎离山计？越想越忐忑，手心都冒出了冷汗。
直到车子路过西安老机场，看到远处跑道上微弱的灯光，他才稍微松了口气——至少方向是远离市区的，不像是要被带去审查的样子。又走了半个小时，车子径直驶入一片山区，最后停在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里。
下车后，孙天义跟着引导员走进一座楼房，一进一楼大厅，就看见正中央摆放着一个硕大的飞机模型，机翼锃亮，一看就价值不菲。他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这是空军某部的驻地！能在这种地方开会，任务绝对不一般。
引导员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椭圆形的会议桌擦得锃亮，桌上摆着搪瓷缸子，几位互不相识的人要么摆弄着手里的报纸杂志，要么低头看着口袋书，气氛安静得有些压抑。孙天义找了个空位坐下，心里的忐忑又上来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带子。
陆陆续续又有人进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疑惑和谨慎，找空位坐下后，依旧是沉默不语。直到会议桌旁坐满了人，一位穿着军装的领导推门进来，清了清嗓子说：“人到齐了，咱们开始开会。”
众人立刻收起身头的东西，端正地坐好，纷纷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领导先点了一遍名字，每念到一个，就有人应声“到”，声音里带着几分紧张。
点完名，领导环视一周，郑重地说：“同志们，此次请大家来，是有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即将举行的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命题！”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