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可爱的老同志这场字字千钧的 “9?19 谈话”，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会议的僵局，为陷入困境的招生工作会议指明了方向。
许多代表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那位可爱的老人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
几天后，会议宣告结束，崭新的招生文件终于基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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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近日内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10 月 12 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无数青年学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纷纷报名，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备考中。
然而，现实却并非总是如人所愿，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形形色色的理由被无情地卡住，最终无缘高考考场。
1977年的高考招生文件虽然明确宣示：录取主要考察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应构成阻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尚未彻底平反，加之许多执行者秉持 “宁左勿右” 的惯性思维，依旧沿袭着十年时期的行事逻辑，不少考生本人或家长对此仍旧心有余悸。
沈铭洋，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
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梦想的青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地报名，成为了1977级考生大军中的一员。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沉浸在书本中，全力冲刺备考，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的美好场景。
然而，一封父亲的家书，却彻底击碎了他的大学梦。
所有报名考生的表格上都赫然印着 “家庭成分” 与 “社会关系” 两栏，这是无法回避的必填项。
沈铭洋当时心态平静地在志愿表上如实填写了这两项内容，他觉得自己出身普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父亲的来信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父亲在信中写道：“孩子，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1958 年我曾被打成‘右派’，虽于 1960 年‘摘帽’，但这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依然让我和家人饱受冲击，全家户口也从杭州迁回了绍兴老家。过去未曾对你言明，内心充满愧疚与无奈。但这次填报大学政审表，你必须如实写明这段历史。”
沈铭洋拿着信的手不停地颤抖，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他从未想过自己竟出身于 “成分不好” 的家庭，更恐惧的是，若在政审时被查出 “知情不报”，恐怕会被认定为 “对组织不忠诚、政治觉悟极差”，后果不堪设想。
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冲到招生办，颤抖着递上父亲的信件，恳请工作人员依据父亲所述修改政审表内容。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信纸，脸色骤然转冷，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将信纸随手丢在一旁。沈铭洋从那骤变的冰冷态度和失望神情中，已清晰地预感到厄运降临。
果然，初试过后，77级高考入围名单陆续张榜公布，第一批名单里没有他，第二批依然杳无踪迹。
沈铭洋呆呆地站在贴满名字的榜单前，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他却感觉不到一丝寒冷，只有内心的绝望如潮水般涌来。
他反复搜寻着榜单上的名字，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哪怕只是看错了也好，但最终还是失望地垂下了头。他的嘴里仿佛含着一颗巨大的黄连，苦涩瞬间蔓延全身，令他止不住地颤栗。
如果说沈铭洋是被意外的 “家世炸弹” 炸断了前程，那么金玉良则是深受根深蒂固的 “出身歧视” 之害。
金玉良是一位 “老三届” 高中生，他有着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旁人都欢欣鼓舞，他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与惶恐。
多年以前，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位低年级学生曾悄悄告诉他：红卫兵冲击学校档案室时，看到了高三学生的政审意见，其中对他的鉴定赫然写着：“历史反革命子女，建议大学不予录取，分配地方农场。”
这行冰冷刺骨的字眼，就像一把沉重的枷锁，紧紧地锁住了他的未来。
从那以后，他对任何涉及政审的机会都望而却步，更遑论工作变动。因为每一次审查，他都注定 “不合格”。
每每想起这一鉴定，金玉良就心如死灰，他确信大学之门对自己永远紧闭。
所以，当别人都在积极备考时，他只能默默地羡慕，然后日复一日地熬着时间，内心虽然不甘，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祈求渺茫的奇迹出现，以此支撑自己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