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减少粮食消耗。可即便如此，公社也没完全放手，牢牢把控着生猪数量登记和发放“生猪屠宰许可证”这两道关。每个生产队养了几头猪、哪头猪达到宰杀标准了，都得先去公社登记；要杀猪前，还得拿着登记证明去公社领“生猪屠宰许可证”，少了这张证，就算猪养得再肥，也不能杀。就这么两道关，把全公社几十个大队的养猪、杀猪事宜管得死死的，半点差错都出不了。

    其实公社也不怕生产队偷偷杀猪。

    一来，社员们的嘴管不住——谁家要是杀了猪，炖肉的香味能飘大半个村子，大伙儿一打听就知道了，难免会走漏风声；二来，私杀生猪在当时可不是小事，等同于侵占公社集体财产，性质严重得很，不光杀猪的人要受处分，大队书记弄不好都要坐牢。谁会为了一口猪肉去冒蹲大狱的风险？所以这套新规矩执行得极为顺畅，没哪个生产队敢偷偷摸摸地干。

    熊建国所在的腊尔山公社规模不小，下属有十几个大队，几乎隔段时间就有生产队宰杀生猪，供销社也就能断断续续地供应猪肉。

    可让熊建国记忆最深、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他刚下乡插队头一年的那个寒冬腊月——临近年关时分，整个大队弥漫的那种对“杀年猪”翘首以盼的氛围，那种期待感，比过年本身还要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