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在柜台前磨砺出的心算功夫，影响深远，直到后来多年，他的心算反应依旧保持着惊人的敏捷。
渐渐地，熊建国也弄明白了许多以前混淆的概念。
比如同样挂着“供销”的牌子，下面单位的性质却各不相同。规模较大的生产大队设置的零售点，通常叫“代销店”。
此外，还有专门售卖锄头、犁铧、镰刀等农具的“生产资料门市部”；负责收购皮张、中药材、干鲜蔬菜等土产并进行初步加工的“收购站”；专管收购活猪、活鸡活鸭等家禽家畜的“食品站”；以及专门负责粮食统购统销、凭票供应的“粮站”。
值得一提的是，粮站并不归供销社系统管，它隶属于专门的粮食局。
像镇上那家颇有名气的国营食堂，还有舞厅，就是粮食局的下属单位。
“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相对匮乏的计划经济时期，掌管着老百姓命根子——粮食的粮站，自然成了许多人削尖脑袋都想挤进去的 “金饭碗”。
每年夏粮和秋粮丰收时节，粮站门口最为热闹非凡。
熊建国在大塘寨插队时，就曾和社员们一起，推着吱呀作响的架子车，载满鼓鼓囊囊的粮食麻袋，披星戴月、长途跋涉地赶往公社粮站排队交公粮。
那队伍排得像条蜿蜒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大家在烈日下焦急地等待着过磅称重，汗水湿透了衣衫。粮站的工作人员会手持一根特制的金属探子，“噗嗤”一声插进麻袋，抽取样品检验等级，只有合格后才能入库。
如今回想起来，那喧闹的场景里，交织着农民们丰收后的朴实喜悦和完成国家任务的踏实感，尽管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内心却充盈着忙碌带来的满足。
粮站其实离供销社并不算太远。
但比起供销社的繁杂业务，粮站的工作显得相对“单纯”了许多。
因为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生产队搞生产，从针头线脑到化肥农药，几乎所有的“吃喝拉撒”都需要供销社来提供。
供销社内部，除了一排排高耸入云、堆满货物的货架，还有一溜长长的玻璃柜台。
里面陈列的，除了各式各样的日用百货，更堆满了关乎生产队命脉的农资农具：各种杀虫灭菌的农药、促进庄稼生长的化肥、覆盖秧苗的塑料薄膜、喷洒农药的喷雾器……可以说，农村生活和集体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基本物资，都能在这里凭票兑换。
正因为如此，老百姓离不开供销社，公社领导更是高度重视供销社。
供销社不但是整个公社最新、最气派的建筑物，连选址都是最优越的。
熊建国所在的供销社，就坐落在小镇街道最核心的十字路口。
一个小乡镇的中心，往往也就一条横街一条纵路交汇于此，供销社占据的这“十字金角”，堪称是黄金地段中的核心明珠。
正因为处于这交通要冲，来往的车辆行人都会路过这里，供销社自然成了人员流动的重要目的地，也成了四里八乡交换消息、传播新闻的枢纽站。
供销社最忙碌的时刻，莫过于每天临近中午。因为往返县城唯一的班车，终点站和始发点就在供销社门口。
熊建国时常在忙碌抑或片刻闲暇时，目光不经意地掠过大门或宽大的窗户，瞥见停在门前那辆班车前后的牌子——白底红字，醒目地写着“长沙”二字。
每次看到这两个字，熊建国的心头总会莫名地“咯噔”一下，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细线牵动了心底最柔软、最敏感的神经。
长沙，那是他的家乡，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与亲人团聚。
抛开这份特殊的感触，只要那辆长途班车一停靠，熊建国就得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挺直腰板，目光如炬地紧盯门口。
他知道，一场硬仗又要开始了。班车一到，人群就像潮水般涌来，有下车来供销社买东西的，有上车前想再补充点物资的。
柜台前瞬间就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要买的东西，熊建国得一边迅速地回应着顾客，一边手脚麻利地拿取商品、算账找钱，忙得不可开交，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但他从不抱怨，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他要努力做好，在这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知青故事。
车刚停稳，轮胎摩擦地面的“吱呀”声还没消散，从县城方向涌入小镇的乘客们便如决堤的潮水般涌下客车。
他们大多挎着鼓鼓囊囊的布包，手里攥着叠得整齐的票证，脚步匆匆，目标明确地“杀”向供销社——这小镇上唯一能买到齐全物资的地方。
眨眼间，原本还算宽敞的供销社柜台前就被挤得水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