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每次相处的时间都不长，可刘忠华已经习惯了心里装着这么个人，习惯了听见马车声就抬头，习惯了身边有个人能一起唱歌。
有天晚上，刘忠华就着煤油灯准备写日记，翻开自己的羊皮日记本，却愣住了——上面不知何时多了许多潦草的字，全是袁洁随口改编的歌词片段，比如“格桑花跟着羊群跑，风吹过头发飘”，跟放牧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又气又笑，这姑娘分明是在“窥视”他的心事，还敢在他的日记本上涂鸦，简直是在宣示“主权”。可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他心里却暖暖的，手指摸过纸面，好像能摸到袁洁写字时的认真。
只是再看到桌角一摞林小梅寄来的信，刘忠华又陷入了烦乱——一边是多年的情谊，一边是眼前的心动，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一多，矛盾就容易冒出来。自从那次暴风雪事件后，知青和社员的关系就一直很微妙，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隔着一层。慢慢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擦出激烈的火花，而导火索，竟是最平常的水。
知青来草原的第二年，终于从漏风的帐篷搬进了土坯房，居无定所的问题解决了，可饮水问题还是没改善，冬天用水难，成了知青们最头疼的事。
一到冬天，草原上的河全冻上了，冰层厚得能走人。要想取水，得是壮劳力拿着铁镐砸半天，才能砸透三米厚的冰，找到下面流动的水。要是嫌麻烦，就只能去三十里外的山林，那里地势落差大，河水不容易冻住。
大队里负责用马车拉水的是两个固定社员，长年累月干这活儿，他们的工分也比一般社员多——毕竟这活儿又累又重要，关系着整个大队人的喝水和牲口的饮水。拉水车一天跑两趟，一次拉一个两百多公斤的大圆桶，还有几个小水桶，主要供食堂和养殖区，人和牲口都靠这些水过活。
每个知青宿舍大院门口，都放着一个大水缸，可一入冬，这水缸大多是空的。就算其他季节，水缸满着，也是知青们自己去河边挑的——本来这该是运水员的活儿，可知青们习惯了自己干，运水员也就习惯了偷懒，干脆不管了。
入冬后，知青们早上起来，还是会习惯性地掀开缸盖看看，哪怕每次都只看到缸底结的冰，也得走这个“仪式”，好像多看一眼，水就能自己冒出来似的。
冬天的运水员也不是完全罢工，会给大队部打水，可大队部的水缸被支书下了“铁律”，不准知青“盗水”，说“不能渴着干部”。有时候勤快的知青会提着木桶去大队部接水，可大多时候，大队部的水缸也是空的，知青们早上洗脸，只能去外面捧把雪，在脸上胡乱搓一通；刷牙漱口，就把雪化了用，凉得牙床发疼。
还有人被逼得没办法，发明了“三层过滤法”：把屋檐下的冰溜子掰下来含化，用纱布滤掉草屑，再用手焐化第二遍，凑合一盆水。十几个人分一盆水，只能把毛巾浸湿了，擦把脸就算完事儿，谁也不敢多浪费。
后来知青们实在受不了，想出个馊主意——凑钱雇运水员。三角两角地凑，攒起来也不是小数目，刚开始运水员积极性挺高，可没几天就开始撂挑子。
刮大风下雪，不运；地上雪太厚，不运；头疼脑热，更不运。一遇到这些情况，知青宿舍就断水，平时还能忍，渴了抓把雪，啃块冰溜子，可等雪化了、冰没了，河里的冰还没化，运水员再撂挑子，知青们积压的怒火就再也忍不住了。
“凭什么我们花了钱，他们还不干？”有人气得拍桌子，“这不是骗钱吗？”
“还不是因为上次小王说他们运的水里有马尿味，质疑他们掺了喂牲口的水，那俩家伙就炸了，说小王污蔑他们，直接撂挑子，说‘爱谁干谁干’！”有人道出了缘由。
“后来小王把他们告到支书那儿，你猜怎么着？那俩家伙反咬一口，说知青晚上睡迷糊了，把尿撒缸里了，赖他们使坏！支书知道我们花钱雇人，还生气了，各打五十大板，说再因为水的事闹，就写大字报批评！”又有人补充，语气里满是不服气。
“这分明是吓唬人！支书跟他们一伙儿的！”
“肯定拿好处了！我们每个月给那么多钱，全白花了！”
“就是！拿这钱喂狗，狗还能摇尾巴呢，他们倒好，反口咬人！”
“真不是东西！”
知青们越说越气，屋里的空气都快烧起来了，一股无名火在每个人心里窜。
就在这时，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知青推门进来，喘着气说：“别骂了！那运水员哪是生病？就是装的！我刚看见他在给会计盘火炕呢，笑得跟啥似的！”
这话像根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