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婶还总偷偷给知青们塞吃的。她家里有腌菜坛子，里面泡着萝卜条、芥菜疙瘩，脆生生的，咸香可口。有时候她会抓一把塞给知青，“就着窝头吃，解腻。”秋天晒的萝卜干、豆角干，还有珍藏的鱼干，她也时不时拿出来，分给家里条件不好的知青。这些细碎的好，像小太阳似的，让远离家乡的知青们心里暖烘烘的。
李会计家有个女儿叫李春花，那年正好十六岁，跟潘瑕差不多大。她继承了李婶的好身材，个子高挑，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亮晶晶的，性格温婉，跟谁都合得来。她对新知青们特别好奇，总爱凑过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讲城里的事儿。潘瑕活泼，嘴又甜，见了李春花就喊“春花姐”，还总跟她讲苏州的园林、小吃，没多久，两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姐妹，一起去田里干活，一起回窑洞睡觉，有啥悄悄话都跟对方说。
王卫东因为要给新知青安排活儿，跟李春花接触也多。有次两人在田埂上歇晌，王卫东无意间问起李春花的文化程度，李春花低下头，小声说：“只念过三年小学，后来就没念了。” 王卫东追问为啥，李春花叹了口气：“这附近没有小学，要上学得翻好几座山，走二十多里路去公社。那山路不好走，还有野狼，好多孩子去了一次就不敢去了，我弟弟就是，读了不到一年，说啥也不去了。爹娘要在地里干活，哪有时间天天送我啊。”她说着，眼里满是惋惜，还有对读书的渴望。
王卫东看着她落寞的样子，心里一动，说：“春花妹子，你要是真想读书识字，有空我教你呗。我念过初中，教你认认字、算算数，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卫东哥！”李春花猛地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星星，脸上绽开笑容，比三月的桃花还好看，“我太想学了！谢谢你卫东哥！”她激动得连连点头，双手都攥紧了。
从那以后，只要生产队活儿不忙，王卫东就抽时间教李春花。有时候拿本旧课本，教她认生字；有时候找张报纸，读新闻给她听，让她跟着念；算术题更是耐心，从加减乘除开始，一步步教。李春花学得认真，遇到不会的就问，一口一个“卫东哥”，喊得特别亲热。两人常常凑在一块儿，一个教得仔细，一个学得专注，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关系多好。
潘瑕看在眼里，心里却不是滋味。有次李春花去河边洗衣服，潘瑕凑到王卫东跟前，撇着嘴，酸溜溜地说：“哟，王队长教得挺起劲啊！春花姐可是大姑娘，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男女授受不亲’没听过啊？她想学认字，我们女生也能教，用得着你在这献殷勤？”
这话像盆冷水，一下子浇灭了王卫东的好心情。他这才反应过来，男女授受不亲，要是被人误会了，对李春花的名声不好。他被潘瑕堵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心里又急又气 —— 自己明明是好心，怎么就成献殷勤了？
思来想去，王卫东觉得这事得赶紧解决。过了两天，他找了个机会，对李春花说：“春花妹子，最近队里活儿多，我可能没时间教你了。潘瑕文化程度高，人也热心，让她教你，肯定比我教得好。”
他又找到潘瑕，把课本和纸笔递给她，郑重其事地说：“潘瑕，春花想学认字，你就多费心，好好教她。”潘瑕没想到王卫东会这么做，愣了一下，随即接过东西，心里那点酸意，莫名就消了些。
等“潘瑕告状”的风波渐渐平息，王卫东悬着的心刚松了半截，思绪却飘到了更远的地方——农场里那些没学上的孩子。他琢磨了两宿，揣着刚蒸好的玉米窝头，直奔生产队支书家。
“支书，您看咱们农场方圆几十里连个像样的学校都没有，社员家的娃想读书，得翻山越岭走老远。”王卫东坐在炕沿上，语气恳切，“新来的知青里不少是高中毕业，有学问、人品正，我想着能不能组织他们，农闲时义务办个识字班？哪怕像夜校那样，晚上点灯教一会儿也行，总比让娃们成睁眼瞎强啊！”
支书吧嗒着旱烟，烟杆在炕沿上磕了磕，沉吟半晌才点头：“你这想法长远，是为大伙好。这样，下次去公社开会我跟书记汇报，不过办学校是大事，得要上级教育部门的正式批文，不是咱们说了算。”
深秋的风裹着寒气，吹得路边的茅草瑟瑟发抖。两辆自行车碾过泥泞的乡间小路，镇小学的刘老师和张老师顶着风往农场赶——他们是受公社教育组委派，来考察办学条件的。车把上挂的公文包被风吹得“啪啪”响，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