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坚持住；再到上海，另一个更高的指标，我也咬牙扛了下来……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训，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2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初春——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敢说真话、敢揭问题的会议，也是一次直面错误、勇于担责的会议。

    其实在这之前几个月，教员已经做过自我批评，还特意要求把检讨传达下去，让基层的同志也知道，他也犯了错，也在反思。可因为种种无形的藩篱，他的检讨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传了传，没掀起多大波澜，好多像徐诗文这样的基层知青，压根就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