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里放着几样东西。一叠弟弟的病历复印件，每一页的边角都整整齐齐地用回形针别好。一张姐弟俩的合照，照片上的弟弟大概七八岁，剃着光头，笑得露出豁了一颗的门牙，苏蔓蹲在他身后，双手搂着他的肩膀，笑得眼睛弯弯的。还有一部旧手机，电量已经耗尽了，数据线缠在手机壳外面，绕得整整齐齐。
夏晚星拿起那张照片，沉默地看着。照片上的苏蔓和她认识的苏蔓一模一样——温柔，爱笑，眼里有光。那时候她还没有被陈默招募，还没有成为“雏菊”，还只是一个为了弟弟的医药费发愁的普通女医生。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夏晚星的声音哑了，“她是被胁迫的，她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明明有机会——”
“她没有机会。”陆峥打断她，语气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残酷的清醒，“她查得越深，就越知道‘幽灵’的能量有多大。她不敢说，因为一旦说了，她弟弟就活不了。她只能做一件事——在完成陈默交给她的任务的同时，偷偷地记录下所有的真相，然后把证据藏在U盘里。她知道自己迟早会被灭口，她唯一能选择的，是把真相留给谁。”
“她留给了我们。”
“对。”陆峥拿起那部旧手机，“不是留给陈默，不是留给任何人。她留给了国安。”
夏晚星把照片放回铁盒里，盖上盖子。她的手指在铁盒冰冷的表面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继续翻查房间。她的动作比刚才更快，更利落，像是在用工作压住某种翻涌的情绪。
在书桌的抽屉里，他们找到了苏蔓的处方笺和几本病历。病历上记录的都是常规病人，没有什么异常。但陆峥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一本病历的扉页上都盖着一个私人的藏书章，章上的图案是一朵小小的雏菊。
雏菊。那是她的代号，陈默给她的代号。她把代号刻成章，盖在每一本她经手的病历上，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欠了什么。
“这些东西都带回去。”陆峥站起身，“尤其是那部手机，让马旭东恢复数据。她查了这么久，不可能只留下一本日记。”
夏晚星把铁盒、笔记本和药瓶依次放进证物袋里。她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客厅墙角那个小小的佛龛。
佛龛里供着一尊白瓷观音，观音面前放着一个红色的平安符。平安符上绣着两个字——平安。
夏晚星走过去，拿起那个平安符。符很旧了，绸面被摩挲得发亮，显然被人反复摸过。她翻开平安符的内层，里面夹着一张折叠得很小很小的纸条。
她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两行字，是苏蔓的笔迹——
“晚星，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不在了。弟弟叫苏晓，今年十四岁，在京城儿童医院血液科。不要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跟他说，姐姐去很远的地方出差了。拜托你。对不起。”
夏晚星攥着纸条的手在发抖。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不是那种会流泪的人，她的愤怒和悲伤从来不会化作眼泪，只会化作更锋利的锋芒和更快的子弹。
“她到死都在想着弟弟。”夏晚星把纸条折好，放进自己贴身的口袋里，“她出卖过我们的通讯频率，害死过一个外围线人。可我现在恨不了她。”
陆峥站在门口，逆光的侧脸轮廓冷硬：“那就记住她。记住她为什么死，记住谁让她死的。恨也好，不恨也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要做的是把‘幽灵’揪出来，让所有该死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结局。”
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厨房和卫生间。在卫生间的毛巾架后面，陆峥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撬开地砖，里面是一个密封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沓打印纸。
打印纸上是苏蔓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情报——刘永昌的财产明细、他名下的不动产、他妻子的出国记录、他儿子的留学费用来源。每一项都标注了信息的获取时间和来源渠道。最让人心惊的是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刘永昌在境外银行的账户号码，余额后面跟着七个零。
“她连这个都查到了。”陆峥低声说，“她不是外围情报员，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做一整个调查组的活。她用一年时间，查出了国安三年没有查出来的东西。”
“因为她离得最近。”夏晚星说，“陈默信任她，医院的工作让她可以接触到各种人。她就在‘幽灵’的影子里，没有人会防备一朵雏菊。”
陆峥把所有证据都收进证物袋，拉上拉链。他站在苏蔓公寓的客厅中央，最后一次环顾这个四十平米的小房间。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惨白的光照着洗得发白的沙发巾、倒扣的水杯、叠得棱角分明的毛毯。一切都太整齐了，整齐得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之后，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体面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