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档案里留了一条线索，”她说，“‘问老周’。可能是周明远，也可能是别的姓周的老人。我需要去苏北。”
楼明之没有立刻回答。
电话那头传来殡仪馆特有的那种寂静——冷气机的低频嗡鸣，家属压抑的啜泣，不锈钢推车碾压地砖的细碎声响。
“你知道苏北多大吗？”他问。
“我会缩小范围。”谢依兰说。
“就凭三个铅笔字？”
“就凭三个铅笔字。”
楼明之沉默。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谢依兰没有等，她开始盘算天亮后要去档案馆开哪些证明、查哪些地志、找哪些可能还认识周明远的老人。
“我陪你去。”楼明之说。
谢依兰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你不是在办周景云的案子？”
“专案组明天成立，我连编外都不是。”楼明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家属认完遗体，我的临时协助身份就结束了。”
他顿了顿。
“八点半，你住的那栋楼下面见。”
电话挂断。
谢依兰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将笔记本合上。
窗外，天终于亮了。
八点二十七分，谢依兰下楼。
楼明之已经等在单元门口。他换了一件深灰色夹克，剃了连夜长出的胡茬，但眼底的血丝出卖了他。副驾驶座上搁着两杯豆浆、一袋包子，杯盖上还凝着水珠。
谢依兰上车。
“苏北哪个方向？”楼明之发动引擎。
“盐城。”谢依兰说，“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在请辞之后很可能去了岳家。”
楼明之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也没有说“这个推理太单薄”。他只是将导航目的地设为盐城市中心，然后把豆浆递给她。
“喝完再干活。”他说。
谢依兰接过豆浆，没喝，握在手心。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楼明之看着前方早高峰的车流。
“我师父也有一枚青霜门的令牌。”他说，“他死前三天，把那枚令牌锁进证物柜，钥匙寄给我。没人知道他查到了什么。”
他顿了顿。
“你找到周明远，也许能知道答案。”
车流缓缓移动。
谢依兰终于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但那股豆香还在。
从镇江到盐城，车程三小时四十分钟。
楼明之开得不快，保持在限速边缘，既不超车也不让车。谢依兰发现他每隔五到八分钟会扫一眼后视镜，不是看路况，是看后面跟着的车。
“有人跟？”她问。
“不确定。”楼明之收回视线，“出城那辆黑色帕萨特跟了三公里，到服务区停了。”
“现在呢？”
“换了辆白色面包车，跟了十一公里，刚才拐弯不见了。”
谢依兰没有回头。
她想起昨晚在档案馆门口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岁上下，穿灰色夹克，站在报刊亭前翻一本过期杂志。她进档案馆时他在，她出来时他已经走了。
当时以为是寻常路人。
现在看，没有什么是寻常的。
“买卡特的人。”她说。
“也可能是许又开。”楼明之，“或者第三方。”
“还有第三方？”
“二十年前的案子，死了七十三口人，失踪的剑谱至今下落不明，幕后黑手至今逍遥法外。”楼明之的语气很平，“这种案子，不止两拨人在查。”
他顿了顿。
“也不止两拨人想让它永远沉下去。”
谢依兰没再说话。
她将豆浆喝完，纸杯捏扁，搁进车门储物格。那枚师叔留给她的青霜门信物——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青铜剑穗——在她掌心微微发热。
不是真的热。
是错觉。
她告诉自己那是错觉。
十一点四十分，车驶入盐城市区。
盐城和谢依兰想象的不太一样。她以为周明远会选择某个偏僻的村落，隐居二十年无人知晓。但导航带他们来的地方是一处老旧的工人新村，六层红砖楼，楼间距逼仄，一楼住户用防盗窗圈出巴掌大的小院，种着半死不活的月季。
“周明远住这儿？”楼明之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不知道。”谢依兰说，“这是周明远妻子娘家的老地址，八十年代的登记信息，不确定她还有没有亲属住这儿。”
她推开车门，走进小区。
秋天的阳光斜斜照过红砖墙，将楼梯间的尘埃照成缓慢飘浮的金粉。三号楼，五单元，四楼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