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直接用了“武人干政、屠戮士绅“八个字，抄送内阁、都察院、刑部三处。
奏章递进去的当天下午，值房里就有人开始议论了。
周延儒正批着一份漕运的折子，听到门外两个书吏低声说话，把笔搁下了：“进来说。“
书吏站在门内，把弹章的大致内容复述了一遍。
周延儒听完没吭声，手指在案沿上叩了几下，才重新提起笔继续批那份漕运折子。
倒是温体仁当天傍晚路过值房时多停了一步，翻了一眼抄本，只说了一句“抄了十几家，粮食和银子却不少“，便把抄本合上搁回了原处。
隔日内阁议事，有人提及此事，周延儒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等皇上定夺“。
温体仁更是不置一词，端着茶碗慢慢喝了大半盏才开口：“边将筹饷、整肃地方，也不算头一回了，关键是拿到的银子用在哪儿，这个得说清楚。“
崇祯当天傍晚才看到弹章。
他让王承恩把抄本放在御案上，看完没说话，转而批阅另一份通政司送来的公文。
王承恩在旁边站着没动，过了好一会儿，听见皇上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洪承畴那边有信来吗？“
王承恩说有。
崇祯“嗯“了一声，没有立刻接话，批完手里那份才放下笔。
洪承畴的信写得极短，只在末尾提了榆林一句：“陈景此举于筹饷有益，边镇之势非此不可强撑，请皇上微察其情，勿为浮言所惑。“
三天后，朝会上有言官当庭奏了一本，把陈景抄没士绅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声音洪亮，满殿可闻。
奏完还补了一句：“若武官皆如此行径，地方何安？“
殿内安静了一瞬，有人附和，也有人没出声。
崇祯听完没有当即发话，只说了句知道了，便转到下一桩议程。
散朝后他留下周延儒和温体仁，问起榆林镇现在的兵额和粮秣账目。
两人各自答了一部分，周延儒说听闻陈景已将抄没之粮部分散给流民，温体仁则在旁边补了一句“此事若属实，倒也不算贪墨自肥“。
崇祯听完点了点头，吩咐王承恩让东厂派人沿路看一看。
几日后，密使从榆林回来，带了一份不算正式的笔录和一个口信。
笔录上记着李家坳的张老实案、米脂赵家的放贷案、绥德刘家藏匿甲胄的事，以及陈景将抄没所得分拨流民营和编练新军的数目，数字不精确，但大致对得上。
崇祯把笔录看了一遍，没有批复，也没有留中。
那几封弹章后来陆续发回都察院，附了四个字的御批：“着再核查。“
算不上支持，但至少表明了没有立刻问罪的打算。
京城的风声也渐渐从“弹劾“转成了“议论“。
茶楼酒肆里有说陈景杀得好的，也有摇头叹息说士绅乃国家根本、动不得的。
但议论归议论，终究没有形成足以推动二次弹劾的声势。
陈景在榆林收到消息时，没有等京城再有什么动静，先让刘芳亮把抄没的账目誊了一份简册，择了其中几桩案情清晰、苦主确凿的案例摘出来，连同赈济流民的粮食发放记录一并送到西安知府衙门和固原总督府各一份。
他让人把账目抄本抄了五份，一份送西安，一份送固原，一份留底，其余两份收在案角等日后用。
送出去之前他亲自看了一遍，数字出入不大，该标明的都标明了。
随后又把粮仓里拨出来的那批粮食逐日登记，什么时间、什么人、领了多少，一概记在簿子上。
刘芳亮在簿子末尾留了空白页，说后面还要续写，陈景让他先空着，以后再说。
投军的人确实多了起来。
榆林城外的登记处从一张桌子扩成了三张，后来又在旁边搭了个凉棚让人排队时避日头。
刘芳亮的簿子上新编入的后备营青壮增加到一千多人，其中不乏原来给士绅当佃户种地的。
高一功在校场上带这批新兵练队列，头几天还是东倒西歪，到了第十天左右已经能跑得不太散了。
吏治的事也在推进。
借着李家的案子，陈景把米脂、绥德、延安三地巡按、主簿、县丞等官吏清理了一遍。
贪墨证据确凿的，革职拿问。
罪不至革的，责令限期清退赃款。
裁撤了七八人，又就地提了几个年轻能干的书吏暂代。
办完这些事已经是五月中旬了，路边的麦田正泛黄，地里的麦子再不割就要落粒了。
陈景从粮仓方向出来时撞见刘芳亮站在廊下翻簿子，见他走近便合上册页，报了个数：“后营补上来的人已经分到各队了，粮食很充足。“
陈景长叹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