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学接下来怎么发展，朱由校是有过考虑的。
很简单，在背后往实用性方向推就行了。
至于说具体做法，就比如改个名，叫国学什么的，往大再扩一扩。
把它高高的架起来。
如今的儒家，还是曾经的儒家吗？
并不是。
儒家这玩意儿，就是个橡皮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求而慢慢变化的。
虽然朱由校对如今的儒家，或者说文官们很是不待见。
但想要治理天下，是离不开儒家的。
别再说什么复兴百家了，现实些。
要是在前后两汉时期，还有点诸子百家余荫。
但早在唐宋时，孔老二的那些个欺师灭祖的徒子徒孙们，就打着“”和“五经注我”，将诸子百家的精华吸收的差不多了。
唐朝的“我注五经”，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
宋朝的“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通俗的说就是断章取义）
就以朱由校当前的时间点来说。
谁能说徐光启这个西学派不是个儒生？人是万历年间的进士。
谁能说卢象升不是个儒将？人是天启壬戌的进士。
再往前推一推，谁能说岳飞不是儒将，沈括不是儒生。
当时间发展到今日，千百年的吸收过后，儒家早已成了实质上华夏文化的主体。
而昔年的诸子百家，农、工、法、武、算、医诸家，久而久之的，为了保存发展，也渐渐的披上了一层儒皮，渐渐的变的儒了起来。
一个个什么儒生、儒将、儒医之类的。
哦对，儒家最看不起的商人，还搞出来个儒商。
千百年的时光里，在帝王皇权的加持下，儒家早就已经壮大到了一个不可被颠覆的地步。
但同样的，这种变化也让儒家暴露出了其最为脆弱的一面。
在来自皇权的强大压力之下，儒家就必须自动的、主动的去适应、去靠拢皇权的需要。
在时光的大浪淘沙之下，不止是诸子百家被淘汰，儒家内部的守旧人士也被淘汰。。
儒家士大夫是最顽固的，同时也是最容易改变的。
儒家早已与华夏的历史深深地结合了起来，早就不再是一个学派。
经历了南北朝的思辨，当隋唐时科举出现后，在华夏老百姓的思维里，它早就与做官划上了等号。
追逐权力，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儒家士大夫的本质。
只要读书还能做官，而不是搞什么狗屁选举之类的。
儒家就会自动的向着朱由校这个皇帝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从今天开始，朱由校就打算借着丘濬所撰的《大学衍义补》，给大明的儒学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咳咳。”
待几人议论了一会儿后，朱由校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现在，诸位知道为何袁侍郎上书，在南直隶以高火耗推行银币，朕会同意了吧。”
“臣等明白了。”
看着上面一脸嘚瑟的皇帝，毕自严虽然头上冒黑线，但还是躬身道。
这些东西，是这个心情都表现在脸上的年轻皇帝能总结出来的吗？
这么想着，毕自严偷的看了眼皇帝身侧的刘时敏。
然后，他在心里摇了摇头。
皇帝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和“货币，只是劳动价值的体现，是用来衡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这两个论点，是有大哲学在其中的。
这不是一个在司礼监打了十几年工的内书堂太监能提出来的。
这需要大量的社会观察经验。
难不成是孙承宗？
这么想着，毕自严回忆了一下如今的辽东巡抚，然后心里又摇了摇头。
孙承宗虽然去过边关大同，又是进士。
但他之前没做过亲民官，没这个总结能力。
如今这么看。
要么，皇帝真的应了他的年号，天启，上天启之。
要么，皇帝背后站着一个高人。
有多高？起码三丈。
这种事大明又不是没发生过。
就比如，昔年成祖身侧的那个秃驴，不对，是大师。
黑衣宰相姚广孝。
就在毕自严思索到底谁是站在皇帝身后的高人时，袁世振出声道。
“陛下天纵之资，臣拜服。”
对皇帝行了一个大礼，袁世振高声道。
“陛下今日以一语，解臣多年之惑。”
皇帝的话，算是解开了他在两淮改革盐政时，心里的一些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