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背的伤口结痂了，但睡觉的时候压着了还是会隐隐作痛。
他侧过身，看见顾清音还睡着。晨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落在她脸上，把那道额头上已经淡了很多的疤痕照得很浅。
昨晚两个人挤在他宿舍那张一米二的床上。
顾清音从青山校区工地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浑身都是泥，头发里还夹着碎草屑。
她蹲在图书馆的探坑边上盯了一整天的暗河处置方案，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周翔给她热了饭，她吃了两口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他把她的眼镜摘下来，把她抱到床上，给她脱了鞋。
她的脚很凉，脚底有磨出来的水泡，他用针给她挑破了，涂了碘伏。她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现在他看着她的侧脸，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在江岸工地的临时指挥部里，她趴在一堆图纸上睡着了。
那时候他还不敢多看她，只觉得这个女人认真得有些过分。
现在他知道了，她不是过分，是把每一件事都当成自己这辈子最后一件来做。
手机震了。周翔拿起来看了一眼，是申婵的电话。
“周翔，县政府门口。现在过来。”
申婵的声音很低，但周翔听出了那层平静下面的紧绷。
“出什么事了？”
“老师们的工资。”申婵顿了顿，“二中的、实验中学的、城关三小的，都来了。”
周翔挂断电话，轻手轻脚地从床上起来。他穿上衣服，把被子给顾清音掖好。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睡着，眉头微微皱着，不知道在做什么梦。
他轻轻带上门。
县政府门口的电动伸缩门前，聚集了将近三百人。
没有人拉横幅，没有人喊口号，甚至没有人高声说话。
所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的赵东升，穿着旧羽绒服的实验中学女教师，抱着保温杯的城关三小老教师。
都只是沉默地站着。他们手里没有标语，只有空荡荡的工资条。
有人把工资条举在胸前，薄薄的一张纸在晨风里轻轻晃动，上面打印着“实发金额：0.00元”。
申婵赶到的时候，陈启明已经到了。
他站在伸缩门内侧，正在和几个教师代表说话。他的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但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不是紧张，是急。
“各位老师，工资的事，县里正在想办法。”
陈启明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很强，“请大家先回去，我保证！”
“陈县长，您别保证。”
赵东升开口了。这个在二中教了二十八年物理的老教师，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清晨的空气里。
“您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上上个月也是。
我们等了半年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
不是工资条，是一张手写的清单。
“这是我班上四十三个学生家长的职业统计。十七个在外打工，九个在本地打零工，八个务农，六个做小生意，三个是残疾人家庭。四十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家长有固定工作。”
他把清单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陈县长，我跟孩子们说，读书能改变命运。
但我自己呢？半年没发工资，我老婆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八，养一家五口。
我房贷断供两个月了，银行电话打到我妈那儿，我妈以为我出事了，哭着给我打电话。”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他只是举着那张清单，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老树。
人群里有人开始附和。
“我女儿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工作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婆婆上个月住院，押金是找亲戚借的。我在实验中学教了十五年书，连一万块都拿不出来。”
“我们不是要特殊待遇。我们就想问一句。一中的孩子吃上放心肉，我们高兴。
教学楼拆了重建，我们支持。但我们的工资呢？
半年了，一分钱没见着。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要养家。”
申婵走到赵东升面前。他比赵东升高半个头，但他微微低下头，和他平视。
“赵老师，”他说，“您那张清单，能给我看看吗？”
赵东升愣了一下，把手里的纸递过去。
申婵接过，一行一行看下去。
他的手指在“三个是残疾人家庭”那行字上停了一瞬。
他抬起头。“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