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手写的诉状，字迹密密麻麻，从纸面的磨损程度看已经反复折叠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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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从来没有杀马延寿。”他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被压抑了太久、终于有人肯听了的事。“马延寿是被马承和乔正年合谋害死的。神功元年春天，马延寿在凉州折冲府查到了一批军械短缺——弓弦和皮甲被调包了。他说要上报都督府。调包军械的人，就是马承。马承当时是都督府的录事参军，主管军械调配。他怕事情败露，先下手为强，在马延寿的酒里下了毒，然后栽赃给我姐姐。”

    “栽赃的证据是什么？”

    “那壶酒。马承举发我姐姐的时候说，亲眼看见她往酒壶里倒东西。可那天晚上马延寿喝的酒是他自己从折冲府带回来的——酒是折冲府的庆功酒，壶是军中统一配发的铜壶。我姐姐根本碰不到那壶酒。马承却在举发状里说他从门缝里看见我姐姐往酒壶里倒东西。他撒谎。他编了这个细节，然后让乔正年在刑部复核时替他兜底。乔正年照办了——他在复核批文上写了‘犯妇乔氏，罪大恶极，不可矜恤’。他连问都没有问过我姐姐一次。”

    “乔正年为什么要替马承兜底？”

    乔正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被压了太久的痛苦。“因为弓弦调包案里，他也有一份。神功元年，乔正年在刑部郎中任上，负责审核各地军械采购的账目。刘士则在陇右军器监造假弦，乔正年在刑部替他抹平账目。马承在凉州都督府调包弓弦，他们是一伙的。我姐夫马延寿发现了弓弦被调包，等于同时得罪了马承和乔正年。他必须死。我姐姐是附带的——她不死，马延寿的死就会被追查。只有把她也杀了，把整件事伪装成一桩杀夫案，才能彻底翻不了案。”

    “你姐姐知道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乔正明把诉状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盖着凉州府衙的收件戳，日期是神功二年。“姐姐死后我写了这份诉状，把弓弦调包案的线索和我姐夫被毒杀的疑点全部列了出来，送到凉州府。凉州府把我的诉状转给了刑部。刑部派来复核此案的人，就是乔正年。他亲自到凉州来，在府衙后堂见了我一面。他坐在我对面，把诉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抬头对我说——‘正明，你姐姐已经死了。再查下去，对你没有好处。’”

    “你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可没过多久，乔正年就把乔氏案的全部原始卷宗从刑部档案房里调走了。初审记录、人证物证清单、犯妇供状——全部消失。只剩下马承的举发状和他的复核批文。他以为这样就能把真相埋掉。”乔正明把那叠诉状重新叠好放回铁盒子里，“但他埋不掉。我姐姐还有一个儿子。马九郎从小就知道他娘是怎么死的。他在秦州跟着我长到十二岁，我把我写的诉状给他看了。他看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是把诉状折好放进怀里，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后来我听秦州那边的人说，他在陇右投了军。那年他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