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指着那片柔性屏，“您觉得，五年后，手机会用什么屏？”

    郭台铭沉默了几秒。“可能是这个，但成本太高。也可能还是TFT-LCD，但更薄更省电。谁知道呢，技术变化太快。”

    “我觉得会是玻璃，但比现在薄一半。可能是柔性，但初期会用刚性玻璃。因为玻璃的透光性、硬度、质感，是塑料比不了的。”林浩转身，看着郭台铭，“而触控，一定会从电阻变成电容，从单点变成多点，从外挂变成内嵌，最终变成屏幕的一部分。这个趋势，不会变。浩宇现在入场，确实早，但也正是因为早，才有机会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把坑占住，把技术啃下来。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就晚了。”

    郭台铭没说话，只是看着林浩，看了很久。然后，他点点头：“年轻人有野心，是好事。但光有野心不够，还得有耐心，有轫性，还得……有钱烧。浩宇现在估值很高，但现金呢？能烧多久？”

    “烧到烧不动为止。”林浩说，“但烧钱要有方向。所以，联合实验室的事，请郭总再考虑。另外，我想去友达光电看看他们的ITO镀膜产线，不知道方不方便安排。”

    下午，林浩一行又赶到新竹的友达光电。接待他们的是研发副总，一个姓林的博士，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毕业，伯克利留学，说话温文尔雅，但句句藏着技术的傲慢。

    “林总，电容触控的内核是ITO导电层的均匀性。”林博士在无尘室里，指着一台巨大的真空镀膜机，“我们这台设备，是日本Ul。要改善，要么换材料，比如用银纳米线、石墨烯，但这些都还在实验室阶段。要么改进工艺，比如用激光退火、等离子处理，但都会增加成本。”

    他递给林浩一片镀了ITO的玻璃基板，对着光，能看见极淡的、彩虹般的干涉条纹。“这就是不均匀。在触控屏上，会导致触控伶敏度不一致，这里灵，那里不灵。而且，ITO的蚀刻，用的是氢氟酸，毒性大，污染重，中国台湾环保法规越来越严，以后可能不准用了。”

    林浩摸着那片玻璃，冰凉的触感下，是2005年材料工业的天花板。他知道，未来智能机的爆发，离不开ITO材料的成熟和低成本化。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而现在的浩宇，除了钱和决心，什么都没有。

    “林博士，”他问，“如果浩宇想投资ITO的替代材料研发，比如金属网格、纳米银，友达有兴趣合作吗？”

    林博士推了推眼镜，笑了，笑容里有种“又一个外行来指点江山”的无奈。“林总，材料研发，周期至少十年，投入至少十亿美金，而且大概率失败。友达是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不能陪您赌这么大。我建议您，如果真想做好手机，先用成熟的电阻屏，或者外挂电容屏。等过几年技术成熟了，再跟进。现在冲进去，会成为烈士的。”

    考察结束。回程的车上，所有人都沉默。老赵和陈工低着头，笔记本上记满了问题和瓶颈。林浩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中国台湾街道，脑海里回响着郭台铭和林博士的话。

    “等于找死。”“太早了。”“成为烈士。”

    但只有他知道，不早。iPhone 2007年就发布，安卓2008年跟进，留给浩宇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内，如果浩宇拿不出可用的电容触控屏，拿不出能跑“鸿蒙”的硬件，等苹果和谷歌的生态形成，就再也没机会了。

    飞机起飞，冲出台北上空厚重的云层。阳光刺眼。林浩突然开口，对老赵说：

    “回去后，成立一个‘新材料实验室’。预算，先批两千万人民币。方向：触控导电材料、柔性显示基板、高强度玻璃。不追求短期产出，就做基础研究。去中科院、清华、浙大挖人，去美国、德国、日本买设备。我们要自己掌握材料的内核。”

    老赵愣住：“林总，两千万……这……”

    “不够再加。”林浩闭上眼睛，“郭台铭说得对，制造业是苦活脏活。但如果我们不干，就永远受制于人。触控屏只是开始，后面还有芯片、存储器、传感器、电池……我们要在别人还没筑起高墙之前，自己先挖地基。哪怕慢，哪怕难，也要做。”

    飞机穿过平流层，平稳飞行。窗外是耀眼的阳光和无垠的云海。

    而浩宇在硬科技领域的漫长跋涉，在这一天，从一次充满挫败感的供应链考察开始，转向了更基础、也更凶险的深水区——材料科学。

    静待那颗名为“新材料”的种子，在无人问津的实验室里，默默扎根，等待破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