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没有杀他。他只是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又一下。他没有想“怎么办”，他在想“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矿工站起来了？他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给他们地方住。虽然饭稀了点，衣破了些，住的地方漏了点，但他给了。没有他，他们早就饿死了。他们不感激他，反而恨他。恨他就算了，还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就不听他的了。不听他的，他的塔就空了。塔空了，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他错了。不是错在给了什么，是错在以为给了就是恩赐。那些饭不是他的，是矿工们自己背出来的。那些衣不是他的，是矿工们自己织出来的。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是苍梧星的地。苍梧星不是他的，是所有人的。他占了，就以为是自己的。占了不是自己的东西，还不让别人拿回去。别人拿回去了，他还说别人偷。他才是偷的人。他偷了矿工们的矿石、血汗、尊严、自由。矿工们拿回去了，他说矿工是贼。
消息传到了竹海。不是沈安澜传的，是老赵传的。老赵从矿场回来，腿还肿着，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但他的脸上有光。不是油灯的光，是笑。他蹲在岩洞里，端着碗，碗里是粥。粥是稠的，米粒饱满，没有掺糠、没有掺沙、没有掺碎石子。他喝了一口，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
“北区的人说，领主的卫队撤了。不是全撤，是把矿场外面的那个哨所撤了。以前那里住着十几个卫兵，天天盯着矿场里的人进进出出。今天走了，一个不剩。不是调走了，是跑了。怕了。”
阿朗蹲在干草堆上，把枪横在膝盖上。枪管在油灯的光照下泛着暗灰色的光，像一条盘着的蛇。他用手指轻轻摸着枪管，感受着铁质的冰凉。枪不是他的，是赤星自卫军的。赤星自卫军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人的。今天，所有人的枪响了。响了，就把人吓跑了。吓跑了，就不敢来了。不敢来了，就赢了。
石根生摸着脸上那道疤。疤在油灯的光照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趴在那里的、安静的蛇。“中区的人说，码头上的人也在传。说赤星打了领主的卫队，卫队跑了，哨所撤了。他们说的时候，声音不大，但眼睛里有光。光不是火把，是希望。希望来了，人就活了。”
小梅把那块写着“南”的竹片从衣领下面取出来，握在手心里。竹片被她的体温捂热了，温温热热的，像一颗还在跳的心脏。“西菜市的人也说，卖菜的人在传。说赤星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很多人在一起，就是力量。力量大了，领主就不敢欺负人了。不是不敢欺负，是不敢随便欺负。欺负了，会还手。还手了，会疼。疼了，就不敢了。人都是这样。不疼，不知道怕。疼了，就怕了。怕了，就老实了。”
沈安澜站在石台旁边，那盏用破铁罐做的油灯放在她身边，火苗不大，但很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像一幅用炭笔画的素描。她听他们说话，没有打断，没有插嘴，没有说“你们说得对”。她只是听着。听那些话里的兴奋、激动、希望、还有一丝丝的——不安。不安不是怕，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走对了，继续走。走错了，回头。回头了，还能再走。不走，就永远停在原地。停在原地，就是等死。他们不想等死了，所以他们要走。
“哨所撤了，不是因为我们打了他们一枪。”沈安澜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是因为他们怕了。怕了，就跑。跑了，就不敢回来。不敢回来，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了。不是领主的，不是卫队的，是矿工的，是码头的，是贫民窟的，是菜市场的。是所有人的。所有人占了，就是所有人的。”
老赵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团火，不大，但很烈。“那我们占不占？”
“占。”
沈安澜从石台上拿起那截木炭，走到石壁前，在旗的旁边写下了两个字——“哨所”。不是“哨所”，是“哨所”。哨是哨兵的哨，所是地方的所。哨兵走了，地方空了。空了，就可以占。占了，就是自己的。
她转身面对着那不到两百个人。“哨所不大，但位置好。在矿场和竹海之间，前面是矿场，后面是竹海。占了，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打矿场里的监工。退，可以撤回竹海。进得去，退得出。进不去，退不出，就是死路。我们不走死路，走活路。活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别人给的路，不是活路，是死路。死路走多了，就死了。活路走多了，就活了。”
那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