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睿不置可否，道：“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因遭遇叛军围城，以金银粮草贿赂，使叛军绕道而行，此事你听过么？”
“臣未曾听闻。”齐衡茫然摇头。
那时候他都没出生，后来也没曾听人谈论过此事，自然不曾听闻。
甚至他连高邮都不知道在哪。
“那你觉得此事若是为真，高邮知军该如何处置？”赵睿问道。
“应当看其是因为害怕叛军攻城而贿赂，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齐衡说道。
“那若是因为害怕叛军攻城呢？”
“当以通敌论处！”
“呵呵。”
赵睿笑了笑，说道：“高邮知军贿赂叛军后，并无其他动作。
消息传到汴京，父皇震怒下旨处死高邮知军晁仲约。
可当诏书送到范大相公面前时，范大相公却并没有同意这道诏书。”
皇帝的圣旨也不是一喊传旨，就能下达的。
相权对皇权有个很强的制约，便是封驳之权。
皇帝关于政令的旨意，是需要大相公盖章的。
大相公没有更改的权力，但是他认为旨意有问题，可以封驳回去。
没有宰相签发同意的圣旨，属于手续不全，根本下达不下去。
当然，一般情况下，臣子也不敢这么干。
毕竟皇帝生气，有的是借口将其罢免。
或许这也是那些昏君都喜欢用奸臣的原因，毕竟在昏君眼里自己不是昏君，而朝中那些重臣能够制约皇权，自然换上听话的臣子上去。
赵睿顿了顿继续说道：“范大相公之所以不同意处死晁仲约，理由是自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士大夫。
当时富相公等一些大臣赞同处死晁仲约，却最终被范大相公说服，于是朝中大多数官员尽皆反对，以父皇判其流放而告终。
你觉得范大相公是如何劝说富相公等人改变原有态度的？”
赵睿其实也不知道范仲淹是怎么劝说的。
这件事他并非是通过前世记忆知道的。
而是从曹皇后身边的朱内官口中得知的。
因此特意去查了这件事的记载，因此知道事情经过。
但范大相公劝说富相公，是私下进行的，具体说了什么，他并不知道。
不过这种事也不难猜，无非是担心物伤其类罢了。
这也让赵睿更加确信，大宋根本没有不杀士大夫这项规定。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过太祖太宗有明文规定不得杀士大夫。
之所以有这个‘规定’，是因为大宋除了太祖太宗外，后面的皇帝确实几乎没有杀过文官。
而且还有野史记载，金兵攻破汴京后，在太庙中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太祖遗言。
石碑上刻着，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之所以外界不知道，是因为只有历代帝王能看。
这就有点扯淡了，真要有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肯定是为人收拢文人之心的。
藏着掖着，还怎么收拢人心？
为何一些开国皇帝喜欢制定组训，还将其公之于众？
不就是因为这样会受天下人监督，皇帝就算想违反都不行。
结果太祖皇帝立个碑，还给藏起来只给历代皇帝看。
继任的皇帝若是不遵守，也没人知道，这个祖训的意义何在？
而从范仲淹反对的话来看，就足以说明本朝根本没有这种规定。
自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士大夫，翻译过来便是，太祖皇帝从没有轻易杀文官。
不轻易杀，不等于不杀。
要是真有祖训什么的，范仲淹直接说祖宗规定了不杀士大夫，简单直接。
赵睿以前不怎么喜欢范仲淹，也只是因为他变法手段太过强硬，谈不上讨厌。
但了解这件事后，就觉得有些恶心了。
要知道庆历三年可是庆历新政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在庆历新政前后。
庆历新政在推行前，肯定有一段萌芽期。
范仲淹却在要改动祖宗之法的前后，拿祖宗为借口，来阻止父皇杀一个文官。
好家伙，这不是给反对变法的官员预热么？
而且这种举动也非常双标。
但凡他有别的理由，哪怕显得很蠢，赵睿都能理解。
毕竟谁不会犯点错。
可他就因为自己是文官，担心物伤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