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知真正想要的，不是简单地放弃治疗。
他想在还能表达时接受必要的救治，想在不可逆转时避免无意义的痛苦抢救，想把最后一点清醒留给家人。
这不是一句“救”或者“不救”能概括的。
第二次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终形成了初步意见。
第一，立即启动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和医学评估。
第二，患者仍接受必要的症状控制和并发症处理。
第三，医院不得实施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
第四，若病情进入不可逆转的终末期，应以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为主。
第五，患者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对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和其他侵入性措施的意愿。
第六，所有决定必须由患者在清醒时充分知情后完成，并由家属、法律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见证。
下午，林长生把方案逐条告诉陶知。
陶知听得很认真。
“如果我呼吸衰竭，插管能让我多活几天，要不要插？”
“这取决于你当时的意愿和具体情况。”
“如果插管只能让我昏迷，不能恢复清醒呢？”
“你可以提前表达不接受。”
“如果有机会恢复呢？”
“那就需要根据病情重新评估。”
陶知想了很久。
“我希望保留清醒。”
“如果插管后有机会恢复清醒，可以短期接受。”
“如果判断不会恢复，就不接受长期机械维持。”
林长生把这句话记录下来。
“你还需要知道，临床判断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我知道。”
“所以方案里要写清楚复评时间和停止指标。”
“写。”
陶远听完后，终于开口。
“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
林长生看向他。
“家属意见很重要，但患者在清醒且具备决定能力时，本人的意愿优先。”
陶远低下头。
“我明白。”
“但我还是不想他死。”
陶知伸手拉住儿子。
“我也不想死。”
“那就别死。”
“我会尽量活。”
“不是尽量，是一定。”
陶知没有立刻答应。
过了很久，他才说：“我答应你，能活就活。”
陶远终于握紧了他的手。
“这才对。”
当晚，陶知的疼痛再次加重。
他出现了明显的恶心和背部绞痛，镇痛评分一度达到八分。
内科医生调整药物后，林长生在监测下为他施以温和针灸。
银针落在相应穴位，尽量不增加患者负担。
陶知闭着眼睛，呼吸逐渐平缓。
陶远站在床尾，第一次没有对针灸提出质疑。
“他这样会舒服一点吗？”
“如果反应好，会。”
“能维持多久？”
“每个人不同。”
“你能让他不疼吗？”
林长生没有说能。
“我会尽量让疼痛处在他能承受的范围。”
陶远点点头。
针灸结束后，陶知睁开眼。
“你们第二次开会，定下什么了？”
“让你尽可能少疼。”
“还有呢？”
“让你在清醒时做决定。”
“安乐死呢？”
“仍然不允许。”
陶知叹了口气。
“那我只能自己熬。”
“不是自己熬。”
林长生看着他。
“你有镇痛药，有护理，有家人，有医院。”
“还有法律。”
“对，还有法律。”
陶知笑了一下。
“以前我觉得法律只管坏人。”
“现在发现，也管着医生不能乱来。”
“它也管着患者不能被随便安排。”
林长生点头。
“所以才要把每一句话写清楚。”
深夜，林长生将会议纪要整理完毕。
赵广平站在办公室门口。
“你还不休息？”
“等患者签署前置意愿。”
“你觉得他会接受这个方案吗？”
“他已经接受了一半。”
“哪一半？”
“他接受了医院不能主动结束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