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走过去，在阿妈面前站定。雨水从门廊的边缘滴下来，打在她们之间的石板上，发出均匀的滴水声。滴答。滴答。滴答。她看着阿妈的眼睛——那双眼窝深陷的眼睛里，有过太多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咳嗽，是更深的、从心底往上涌的东西。她张开嘴，想说“我回来了”，但那个“我”字还没出口，阿妈已经伸出手，把她整个人拉进了怀里。
阿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擅长说话。她只是用那双粗糙的、指节粗大的、和她女儿一模一样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背。尼玛把头埋在阿妈的肩膀上，闻着她身上酥油和柏枝和旧毛线混在一起的气味。那种气味她从小到大都在闻，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现在她知道，那是家的味道。她在重庆的无数个夜晚，在客房的落地窗前，在公寓阳台的铁栏杆前，她闭上眼睛努力想回忆的就是这个气味。阿妈的手一直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她发烧时一样，像地震那年她从加德满都回到村里、浑身是伤、咳嗽不止时一样。阿妈的手从来没有停过。不管她走多远，阿妈的手都在。拍一下，再拍一下。那个节奏和她捻念珠时一模一样——一颗一颗，一下一下，不慌不忙。
门廊的屋檐下，阿爸坐在那把旧木椅上。他的右腿直直地伸着，膝盖以下搁在矮凳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手柄被磨得发亮。他比阿妈更沉默。他看着尼玛从门廊上走过来，在他面前蹲下。她把手放在他那只完好的左手上。那只手很粗糙，手指因为常年劳作而变了形，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嵌着木屑——他今天大概又雕了一整天的木头。他低头看着她手腕上的红绳——两根，一根深红，一根系着金刚结。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口了。
“你回来了。”他说。
“嗯。”
“山那边的饭，不合胃口。”
不是问句。是陈述。尼玛低下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承认。阿爸没有再说话。他把那只粗糙的、变了形的手放在她头顶上。放在她头顶上的那个动作和洛萨节那天一模一样——轻，很轻，像是怕把一个本来就快碎掉的东西压碎。
那天晚上，尼玛把从重庆带回来的钱交给了阿妈。不是陆震廷给的那笔——那笔钱还没有到。是她自己攒的。从翻译旅行社稿件的酬劳里，从陆云给她的家用里，从她每个月省下来的药费里。她把那些皱巴巴的人民币和尼泊尔卢比整齐地放在桌上——有些钞票还带着折痕，是她在菜市场买菜时找回来的零钱，一张一张攒起来的。然后从布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她在重庆打印好的汇款单——她把这几个月攒下来的钱汇到了父亲名下。阿妈看着那些钱和单据，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桌上的钱整理好，放进那个她用了大半辈子的铁盒里。铁盒的盖子已经锈了，边角露出铁皮原本的银白色，但上面的图案还在——一尊度母，绿度母，右腿伸出，左脚盘起，半跏趺坐，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拈一枝莲花。那是阿妈年轻时在加德满都买的，用了很多年，铁盒底被硬币磨得发亮。她把铁盒盖上，放进橱柜，然后转过身，继续做馍馍。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那种声音在加德满都没有——加德满都的雨落在水泥楼顶上，声音更脆。重庆也没有——重庆的雨落在玻璃幕墙上，声音更闷。只有这里的雨，落在铁皮屋顶上，会发出那种密集的、均匀的、像念经一样的鼓点声。尼玛坐在火塘边，看着阿妈揉面。阿妈的手在面团上来回推揉，那个节奏和她捻念珠时一样——一下一下，不慌不忙。揉进去的是面，推出来的是日子。面团在阿妈手里慢慢变圆、变光、变韧。灶台上的铝锅冒着热气，酥油茶的香味在屋子里弥漫。阿爸坐在门廊下，望着外面的雨幕。他的拐杖靠在椅子旁边，手里拿着半截木头和一把刻刀——他最近在雕一只新的牦牛，还只是粗坯，角还没成型。他的手指比以前更慢了，每一刀都要反复比划好几遍才下刀。刀尖在木头上停一下，转一下，然后慢慢推进，一片极薄的木屑从刀口卷出来，落在他的膝盖上。
没有人问她在重庆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回来。没有人问她陆云为什么没有跟她一起。阿妈没有问。阿爸没有问。阿斯玛没有问。村子里的人都没有问。夏尔巴人就是这样——他们不追问。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自己的业，自己的山要翻。一个人回来了，就是回来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交代。路走完了，回到起点，继续活。这就是夏尔巴人的方式。他们把话放在火里，让烟带走；放在手里，让刀替他们说；放在雨中，让铁皮屋顶敲出节奏。
夜里，雨还在下。尼玛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那张床很窄，木头做的，床板上铺着干草和一层薄薄的褥子。枕头是阿妈自己缝的，里面塞着荞麦壳，枕套已经洗得发薄。枕头上的雪莲还在——那是阿妈在她十八岁时绣上去的，用白色的棉线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和她在毯子上织的那朵一样，只是更小，更简单。她翻了个身，床板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这个声音她在重庆从来没有听到过。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