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台的红色高温预警早已麻木，成了每日新闻的固定背景音。
真正的危机，在于缺水。
临江市赖以生存的几座大型水库，水位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不可逆转地下降，直至相继跌破历史最低警戒线。
库区边缘，裸露出大片龟裂、泛着惨白盐碱的滩涂，如同大地干涸的伤疤。
曾经碧波荡漾的库心，如今只剩下一小洼浑浊的、散发着藻类死亡腥气的“水坑”。
尽管官方早已启动最高级别的应急响应，不惜代价从数百公里外的其他水系调水，但那点珍贵的“外援”，在千万级人口的日常消耗、工业基本运转、以及城市消防等刚性需求面前，依然是杯水车薪。
限量供应，分时段供水，成了每个家庭的日常。
水龙头里流出的，不再是“哗哗”的自来水，而是细细的、时断时续的涓流，带着一股淡淡的、难闻的消毒水味。
许多老旧的、水管末端的小区，甚至终日不见一滴水，只能依靠政府的送水车，在烈日下排起长龙，用塑料桶、水盆，接回一家老小一天的口粮。
城市绿化带一片枯黄，行道树奄奄一息。
街心公园的人工湖早已见底，龟裂的湖底泥土被晒得坚硬如铁。
空气干燥得仿佛一点就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痛感。
医院里，因中暑、脱水、热射病就诊的人数激增。
工厂因限水而减产、停产的通知接踵而至。
菜市场里，绿叶蔬菜成了奢侈品，价格疯涨。
民生维艰，怨声载道。
官方媒体上，依旧是“众志成城，抗旱救灾”、“科学调度，保障民生”的鼓舞与通告。
但私下里，在菜市场、在公交站、在因停水而无法营业的街边小店门口，市民们的抱怨、焦虑、乃至绝望的情绪，如同暗流般涌动、汇聚。
“这鬼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再不下雨，别说洗澡，连喝的水都快没了！”
“政府说从外地调水，可这么远，运过来够干嘛的？杯水车薪！”
“我听说乡下有些村子，拜神求雨，还真下了！叫什么水伯？”
“嘘！小声点！现在不让说这个，说是封建迷信！”
“迷信？那你让老天爷下雨啊！科学能让老天爷下雨吗？”
“唉，要是真有神仙能下场雨就好了，管他什么迷信不迷信，能救命就是好神仙！”
绝望之中，人心思变。
当科学的力量、官方的努力，在持续的自然伟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非科学”念头，便开始如同野草般，在干裂的心田上顽强滋生。
“水伯”这个名字，再次从乡村的隐秘传说，悄然流入焦虑的市民耳中。
老槐村、王家坳、赵家沟、李家村接连“求雨成功”的故事，在私下里被传得神乎其神，细节虽然模糊，但“心诚则灵，祭祀有雨”的核心，却深深烙印在许多走投无路的人心里。
于是，一种自发、零散、却带着最后希望的行为，开始在城市的边缘，那条依旧保持着“异常”清澈的城市景观河边，悄然上演。
起初，只是一两个住在附近、被旱情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趁着夜色，偷偷来到河边僻静处。
他们没有神像，没有祭坛，只是从怀里掏出偷偷藏下的、家里最后的几块饼干、几颗水果，或者用皱巴巴的纸折成的小船，小心翼翼地放在岸边，或者轻轻抛入水中。
然后，双手合十，对着黑沉沉的、倒映着城市稀疏灯火的河面，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喃喃祈祷：
“水伯老爷行行好，给下点雨吧”
“神仙大人，俺们知道错了，不该浪费水，求您发发慈悲”
“给条活路吧”
他们的声音颤抖，眼神浑浊，却透着一股近乎执拗的虔诚。
那是对生存最本能的渴望，是对“超自然力量”最后的、绝望的祈求。
很快，效仿者越来越多。
深夜的河边，不再只有夜钓者和巡逻者。
多了许多蹒跚的身影，多是老人，也有少数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有几个神色惶惑的年轻人。
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同被无形丝线牵引的蝼蚁，汇聚到这条河边。
贡品五花八门，寒酸得令人心酸：半块发硬的馒头，几粒蔫了的花生，一小撮自家晒的萝卜干，用孩子作业本折的纸船，甚至只是几片捡来的干净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