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渠道，是通过皇城司的密报——那周姓吏员虽然明面上只是户曹司的一名普通吏员，但实际上，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数年前由张公公亲自安插进开封府的一枚暗桩，专门负责监视京城勋贵和禁军将领在市井中的不法行为。
第三条渠道，则是通过市井百姓的口耳相传——这种事关“禁军大将强买强卖、欺压商户”的新闻，在开封城的茶肆酒馆中，传播速度比风还快。不到半日，整座开封城，便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当柴宗训在午后从张公公口中得知此事时，他正在书房里翻阅魏仁浦送来的《河北边防调度初步方案》。他听完张公公的禀报，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放下手中的方案，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
“王审琦……他在殿前司，是赵匡胤的心腹。此人行事素来骄横，仗着军功和赵家的庇护，在京城作威作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日之事，虽然只是一次普通的欺压商户，但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却比这件事本身严重得多。”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一个禁军将领，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查封一家正经商户、以‘细作’之名拿人——这说明，在他的心中，朝廷的王法和开封府的权威，已经远远排在了他个人的喜好和权力之后。这样的人，若继续留在禁军核心位置上，迟早会酿出更大的祸患。”
他看向张公公：“那份关于王审琦的过往不法记录，你那里有多少？”
张公公躬身道：“回殿下，老奴手中，自显德三年至今，关于王审琦强占民田、纵容家奴行凶、在军中克扣军饷、以及在京城商铺中强买强卖、赊欠不还的记录，共有十七件。其中大部分，苦主都因畏惧其权势，不敢上告；少数几件告到开封府的，也被赵匡胤以‘军务需要’为由，压了下来。”
“十七件……”柴宗训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冷意，“够了。不需要更多了。这十七件，就是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只是——现在还不是收紧绳索的时候。”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被夏日的阳光照得明晃晃的庭院，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道：“张公公，你替我办一件事——将那份记录中，最清楚、最无可辩驳的三件，整理成一份简略的摘要，以‘匿名投书’的方式，送到范质的府上。记住，不要留下任何追查来源的线索。”
张公公目光一闪，瞬间明白了殿下的意图：“殿下的意思是……让范相出面？”
“范相是托孤重臣，为人刚正，最见不得这等仗势欺民之事。”柴宗训缓缓道，“他若收到这份投书，必然不会坐视不理。但以他的性格，也不会直接大举追查——他会在合适的时机，以一种不点名、不扩大化的方式，在朝堂上‘提醒’一下某些人：你们的所作所为，朝廷并非不知，只是时机未到，暂时不与你们计较。”
他转过身，目光平静而笃定：“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让王审琦知道，有人在盯着他；让赵匡胤知道，他的人，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但同时，不要把他们逼到绝路，不要让他们觉得已经毫无退路——那样只会逼他们狗急跳墙，在立储之前铤而走险。”
“轻惩示警”——这正是《章节明细》中，对这一章行动的核心要求。不是大动干戈，不是彻底清算，而是以一种看似轻微、实则意味深长的方式，敲打一下王审琦，顺便通过他，敲打一下整个赵家集团。让他们知道：朝廷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你们。只是时候未到，暂时不与你们计较。
两日后，范质的府邸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投书。投书中，以极其工整的楷书，记录了王审琦近年来三件最清楚的不法之事——强占民田、克扣军饷、当街欺压商户。每一件，都附有时间、地点、证人姓名，以及相关证据的存放位置，清晰得如同一份已经审理完毕的判决书。
范质看完那份投书，沉默了很久。他没有声张，没有追查来源，只是将那封投书，放入了一只标有“待办”字样的木匣中。
当日上午的常朝结束时，范质在即将退朝时，仿佛“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陛下，老臣近日听闻，京城市井之中，有些许关于禁军将领仗势欺民、扰乱市井秩序的传闻。老臣以为，陛下圣明，朝纲整肃，若此类传闻属实，不仅有损禁军声誉，更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动摇民心。老臣建议——是否可由枢密院与开封府联合，向禁军诸将重申一遍军纪与国法，提醒将士们约束部属、谨言慎行？”
他这番话说得极其委婉——没有点名道姓，没有要求追查惩处，只是建议“重申一遍军纪与国法”。但这番话的分量，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赵匡胤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微微僵了一下。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甚至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范质的建议。
王审琦站在武臣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