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开封，已是初夏时节。汴河两岸，杨柳依依，槐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河面上，船只往来穿梭，满载着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北方的皮货、药材，以及来自西域的香料、珠宝。码头上的脚夫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将一箱箱货物卸下又装上。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酒旗招展，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说书先生的檀板声，汇成一片热闹的市井交响。
然而，今日的汴河大街，却与往日有些不同。
从城东的丽景门开始，沿着汴河大街一直到州桥附近，沿途的茶肆、酒馆、布庄、粮铺门前，三三两两聚着些百姓。他们并非在抢购货物，而是在低声议论着什么，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惊叹、感激和期盼的复杂神色。
源头，来自州桥旁一家名叫“聚源堂”的老药铺。
聚源堂是开封城有名的百年老字号，以医术精湛、药材地道著称。往日里，门前虽也排着队，却从未像今日这般——从清晨开门起，药铺门前的青石板路上，便排起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州桥的桥堍下。排队的人，有衣衫褴褛的贫民，有挎着篮子的老妪，有抱着孩子的妇人，也有几个穿着粗布短打的汉子——看模样，像是城外的佃农或流民。
店铺内，几名伙计正忙得脚不沾地，按照一张张药方，熟练地抓药、称量、打包。而在店铺后堂，一位须发花白的老掌柜，正对着桌上摊开的一本新账簿，又惊又喜地拨着算盘珠子。
“东家，这……这都是今儿上午第五十七个，拿着‘聚源堂义诊笺’来抓药的病家了。“一名伙计擦了把汗，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那位小殿下的‘义诊令’发出去才三天，咱这铺子已经接诊了近两百号病患！光是这几日施出去的药，就值上百贯了！”
老掌柜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他放下账簿，走到店铺门口，望着那条还在缓慢增加的长队，喃喃道：“上百贯……对咱们铺子来说，算不得什么大数目。可对那些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穷苦人来说，这上百贯的药材，就是上百条命啊……”
他转过身，回到后堂，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旧的、已经微微泛黄的账册。那是他从师父手中接掌聚源堂时，师父传给他的一本《药铺善行录》——专门记录药铺历年义诊、施药的善举。他翻开新的一页，蘸饱了墨，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一行字：
“显德五年五月初七，奉皇子殿下令，行施药济贫之善。一日所施，百三十户，药资计若干贯……”
他搁下笔，望着那行字，沉默良久，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能
听见：“老夫开铺四十年，见过达官贵人，见过皇亲国戚，却从未见过哪位贵人，能像这位小殿下一般，将心真正放在咱们这些平头百姓身上……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好皇帝啊。”
而这场遍及开封全城的“施药济贫”行动，最初的源头，要追溯到数日前，柴宗训与太医张院判的一次“偶遇”谈话。
那日，柴宗训照例去太医院为柴荣取调理药膳的方子，正好遇见张院判在整理一份《今岁春夏京城流行时疫防治条陈》。条陈中提到，春夏之交，正是疫病易发季节，开封城中的贫民聚居区
卫生条件简陋，一旦疫情爆发，极易扩散。然而，太医院的药品储备有限，只能供给宫中及少数勋贵重臣，无力顾及全城百姓。
柴宗训当时“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张院判，如果父皇愿意拿出一些银子，让太医院牵头，联合城中那些口碑好的大药铺，在时疫高发季节，为穷苦百姓免费施药——能救多少人？”
张院判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沉默了片刻，他如实答道：“殿下，若由太医院出方、出资，联合城中三到五家大药铺，轮流施药，一个施药季下来，至少可以覆盖城中及城外流民营中一万到两万户贫苦百姓。虽不敢说根治时疫，但至少能大幅降低染病率和病死率。”
柴宗训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但当天晚上，他便“无意间”在与柴荣一起用膳时，提起了这件事——以一种孩童式的、充满同情的语气：
“父皇，儿臣今天去太医院，听张院判说，春夏之交容易生病，城外的那些穷苦百姓，生病了也没钱抓药，只能硬挺着，有些就这么挺不过去了……儿臣想起去岁在流民营里，那些生病的孩子，心里就很难受。父皇，咱们能不能……帮帮他们？”
柴荣看着儿子那双充满真忱的眼睛，沉默了片刻。他没有立刻答应，只是淡淡道：“你有此仁心，朕心甚慰。此事，朕会让太医院与户部商议。”
第二天，柴荣便下了一道旨意——从内帑中拨出三千贯，交由太医院牵头，会同开封府，在京城及城郊的几家大药
铺，设立为期一个月的“施药点”，免费为贫苦百姓提供防治春夏时疫的汤药和药材。同时，由太医院郎中张院判亲自拟定数道预防时疫的通用方剂，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