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撒谎,”赵晨星说。
“这是管理,”李政国纠正道,“在完全理解信号之前,我们不能让社会陷入恐慌。你比我更清楚,如果3000年的预言被公开,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P-6被验证——2157年的小行星撞击——而公众发现我们提前四年就知道却没有全力防御,我们会失去所有信任。”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全力防御,”李政国说,“南天门-α的升级已经批准。光帆***项目已经启动。九天系统的太阳风暴预警网络正在扩建。我们要让公众看到,知道未来不等于坐以待毙。知道未来意味着我们可以准备。”
“那P-15到P-17呢?”
李政国的影像沉默了一秒。“它们不存在。至少在官方叙事中,它们不存在。这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心理防线,晨星。一个知道自己将在850年后灭绝的文明,会停止所有长期投资。科学、艺术、文化、教育——这些需要代际传承的事业将失去意义。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通话结束后,赵晨星坐在黑暗中,看着窗外北京的夜空。参宿四的光芒已经暗淡,超新星爆发后的余晖在一年多后衰减到了肉眼难以分辨的程度。但天空中多了一些东西——不是星星,而是南天门-α的激光卫星阵列。它们以规则的间距排列在地球轨道上,像是一串被精心编织的珍珠项链,在夜空中缓慢移动,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人类正在建造防御。
但防御什么?小行星?太阳风暴?还是某种更深的、尚未被命名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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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53年3月到2154年6月,世界分裂了。
不是一夜之间,而是像冰川运动一样缓慢、不可阻挡、带着毁灭性的力量。预言清单的泄露——即使只是部分泄露——像是一滴墨水滴入清水,迅速扩散,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颜色。
赵晨星在2153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度过。这不是他的工作职责——作为锚点计划地面协调组的副组长,他应该待在总部或国际会议上——但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那些仰望星空、听说宇宙正在对他们说话的人们。
他看到了三种人。
第一种:守望者(The Watchers)。
他们在城市的广场上集会,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胸前绣着那只眼睛图案。他们相信信号是警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们倡导”科学应对”——投资太空技术、建立防御系统、寻找”出路”。
赵晨星在上海外滩遇到了一个守望者集会。那是2153年5月的一个傍晚,黄浦江上的磁浮游船无声地滑过,船身上的LED屏幕播放着南天门-α拦截试验的实时画面。集会的人群约有数千人,他们站在防汛墙前,面向东方,手中举着发光的牌子,上面写着”倾听”、“准备”、“延续”。
一个年轻的演讲者站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声音通过便携式扩音器传遍广场:
“宇宙没有对我们隐瞒!它告诉我们风暴何时到来!这不是诅咒,这是礼物!一千年前,人类面对海啸只能祈祷;一百年前,我们面对飓风只能逃跑;现在,我们面对宇宙的信号,可以选择理解!选择准备!选择生存!”
人群中爆发出掌声。赵晨星站在外围,看着那些面孔。他们中有学生、工程师、退休教师、年轻父母抱着婴儿。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光芒——那是希望的光芒,但也是一种近乎狂热的确定性。他们相信科学可以拯救一切,相信只要足够努力,未来就可以被改变。
但守望者内部也在分裂。一派主张”沉默”——不主动回应信号,只被动监听,直到完全理解。另一派主张”对话”——向宇宙发送信息,尝试建立沟通。两派之间的争论有时激烈到拳脚相加,上海集会中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主张”对话”的一群人试图抢夺平台上的麦克风,被安保人员制止。
第二种:虚无者(The Nihilists)。
他们不在广场上集会。他们在深夜的屋顶、废弃的工厂、地下掩体中聚集。他们相信信号是”宣告”——人类注定要消亡,抵抗无用。
赵晨星是在2153年8月,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虚无者。他在成都调查一起与锚点计划相关的技术泄密案时,被一位线人带入了一个位于废弃地铁站深处的聚会场所。
场所内没有灯光,只有数百根蜡烛。人群围成一圈,中间是一个用粉笔绘制的巨大符号——一个螺旋向内的漩涡,中心是一个黑洞般的空白。人们穿着黑色的长袍,兜帽遮住面容,低声吟诵着某种自创的经文:
“熵海在召唤,回归是觉醒。个体是幻象,整体是真实。不要恐惧溶解,溶解是团聚。不要 cling to 存在,存在是分离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