糙米粥熬得稠稠的，每个人舀了满满一大碗，配着野菜和几片火腿肠碎末，稀里呼噜地喝下去，喝得满头大汗。孩子们吃得最快，小虎连干了两碗，还要第三碗，被周氏拦住，怕撑坏了。大人们也吃得多，但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味每一粒米的味道。有人吃着吃着就哭了，眼泪掉进碗里，混着粥一起咽下去。
张不言只喝了一碗。不是不饿，是把更多的留给了别人。他靠在槐树上，看着这些人吃饭的样子，心里说不上是满足还是心酸。
吃完了饭，女人们收拾碗筷，男人们围着火堆坐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月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细碎的光影。赵大虎坐在张不言旁边，手里拿着一根草棍，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赵大虎，”张不言开口了，“你之前说，青石县的县令叫周明远，是个清官。具体说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赵大虎手里的草棍停了一下，想了想，说：“先生想知道哪方面的？”
“都说说。他人怎么样，做官怎么样，为什么被架空，跟县尉王魁是什么关系。越详细越好。”
赵大虎把草棍丢进火堆里，看着它被火苗舔舐、卷曲、变黑，沉默了片刻，才开口。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夜里，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
“周大人是五年前来青石县当县令的。来的时候四十出头，带着老婆孩子，雇了一辆驴车，连个像样的行李都没有。上任第一天，他穿着补丁的官服来县衙，把县丞、主簿、县尉、三班衙役全叫到正堂，说了一句话——‘本县来青石县，不求升官发财，只想为百姓做几件实事。’”
赵大虎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当时大伙儿都觉得来了个好官。头两年，周大人确实做了不少事——修水渠，开义仓，断了几桩积年的旧案，还免了一年的人头税。百姓们高兴啊，给他送万民伞，送万民旗，敲锣打鼓地送到县衙门口。周大人不收，说‘这都是本分，不值当谢’。”
“那后来呢？”张不言问。
“后来？”赵大虎的火光照在他脸上，那道刀疤忽明忽暗，“后来他就动不了了。”
“什么意思？”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大乾朝的官，不是你当了县令就能说了算的。”赵大虎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几个圈，“县令上面有府台，府台上面有节度使，节度使上面有朝廷。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面上的事，得听门阀的。”
他用树枝点了点地上最大的那个圈：“青石县最大的门阀是孙家，其次是李家、王家。这三家把持着青石县七成的土地、五成的商铺、全部的粮行和当铺。他们不放粮，百姓就没粮吃；他们不放贷，百姓就借不到钱；他们不出面，县衙连个差役都招不满。”
“周明远没有自己的班底？”张不言问。
“没有。”赵大虎摇头，“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师爷、两个仆人。师爷姓孟，是个老秀才，跟着周大人十几年了，忠心耿耿，但也就动动笔杆子。真正办事的衙役、捕快，全是王魁的人。”
“王魁。”
张不言重复了这个名字。这不是他第一次听说了。陈掌柜说过，赵大虎也说过，每次提起这个名字，说话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
“王魁是什么来头？”
赵大虎把树枝在地上戳了一个深深的洞，像是在发泄什么：“王魁是青石县本地人，在县尉的位置上干了十六年。十六年啊先生，县令换了四任，他岿然不动。为什么？因为他是孙家的女婿，孙家又把女儿嫁给了府城的赵知府做妾。一根藤上结的瓜，从青石县一直连到府城，连到京城。”
“所以他才是青石县真正说了算的人？”
“不是他说了算，是孙家说了算，他只是孙家的一条狗。”赵大虎的声音里带着恨意，“但这条狗很会咬人。县衙的差役、捕快，全是他的心腹。税赋的征收、丁役的摊派、案件的审理，全是他的人经手。周大人想插进去一个人，王魁就说‘不合规矩’。周大人想查一笔账，王魁就说‘正在整理，过两天送来’。这一过两天，就是五年。”
张不言沉默着，把这些信息一点一点地拼在一起。
一个被架空的县令，一个手握实权的县尉，几户把持地方的门阀。这套配置他在历史书上见过无数次——汉末的州郡，唐末的藩镇，清末的督抚，都是这个路数。中央权力下不来，地方权力被豪强垄断，百姓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周明远就没有反抗过？”他问。
“反抗过。”赵大虎说，“第三年的时候，周大人想重新丈量土地，把被孙家强占的田分给流民。王魁说‘这是祖制，不能改’。周大人不听，硬是带着孟师爷和几个衙役去量地。量了三天，量到孙家的一块地的时候，被人打了。”
“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