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陲的山，满眼都是绿的，绿得发黑。树与树挤在一起，藤与藤缠在一起，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只剩铜钱一样大小的斑。空气又湿又粘，吸一口进肺里，像含了一口嚼烂了的树叶汁。
这里是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山高皇帝远，这句话放在这里，不是比喻，是写实。偶尔有官府的人来，收完了税就走了，像一阵风吹过，连树叶都懒得摇一下。
住在这里的人，有汉人，有苗人，有侗人，有瑶人，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不知道在这片山里住了多少辈的人。他们说著不同的语言，拜著不同的神，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穷。穷得叮当响，穷得裤子都穿不起，穷得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苞谷、红薯、野菜，偶尔去河里摸两条鱼，就算是过年了。
某处在舆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深处，山与山之间挤出来的谷地窄如刀缝，人在里面走，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见路，只有两边的树朝中间挤，把最后一点光也遮了。
树是榕树，气根从枝丫上垂下来，扎进土里，又长出新的树干，一棵树长成一片林，分不清哪棵是主，哪棵是从。藤蔓比人的胳膊还粗，缠在树干上，像一条条冬眠未醒的蛇。地上积著厚厚的腐叶，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什么东西的肉上
这里离最近的县城有两百里，离中原腹地更是远得提都不必提。朝廷的教化到了这里就像水泼在石头上，湿了一层皮，底下还是干的。
一切都由土司说了算，土司的规矩比朝廷的王法管用。汉人在这里是少数，更多是各种土人，叫什么名的都有，官府也懒得细分，一律叫“蛮”。他们种旱地，养矮马，上山采药，下河捞鱼，生病了找巫医，过世了请师公。日子苦，可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的。
山坳里有一个寨子，三十来户人家，竹楼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很有气势。寨子没有名字，也没有人给它取名字。外面的人说起这里，只说是“那片老林子深处那个人住的地方”。寨子里的人也不在乎叫什么，他们只在乎山神发不发怒，田里的庄稼够不够吃，雨季来的时候会不会滑坡。
这一天，寨子里的人几乎都出了门。男女老少，连吃奶的娃都被母亲背在背上，沿着那条被雨水冲得沟沟壑壑的山路，往更深处的山坳里走。
没有人说话，连孩子都不哭。他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寨老，七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像一张被人摊开了的老树皮。
他手里拄著一根竹杖，竹杖上缠着褪了色的红布，红布已经看不出是红布了，被雨水泡得褪色，被日头晒得发脆，风一吹，布丝就飘起来。他走得最慢，可没有人敢超过他。据说他是寨子里唯一能和山神说话的人。
山洞口在山坳底，被两棵巨大的榕树夹着，像一个没有牙齿的嘴。洞口没有碑，没有神像，没有香炉。地上有几块被踩得光滑的石板，石板下面是泥，泥下面是更深的、不知道通向哪里的黑暗。
寨老在洞口停下来，转过身，面朝那些跟在身后的人。他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转过头，面朝洞口，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跪了下去，膝盖磕在石板上。身后的人也跟着跪了下去，一片一片的，像被风吹倒的庄稼。
祭品摆上去了。鸡是活的，用草绳绑着脚，搁在洞口左边。猪也是活的，用藤条捆了四蹄，搁在洞口右边。鱼是刚从溪里捞上来的，装在木盆里，木盆放在正中间，鱼还在游，尾巴拍著盆壁，啪啪地响。
还有一头牛。黄牛，牯子，壮得很，两只角弯成月牙，眼珠子又黑又亮。这是寨子里最好的一头牛，犁田、拉车、踩泥，样样都离不开它。有人说，这头牛比一个壮劳力还值钱。在这片贫瘠的山区，一头耕牛的价值，有时候真的超过一条人命。
牛被牵到洞口，它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后腿蹬着地，不肯往前走，鼻子里喷著粗气，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里映着洞口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牵牛的汉子使劲拽著穿过牛鼻子的棕绳，绳子勒进肉里，牛疼得仰起头，哞了一声。那声牛叫在山谷里回荡了很久。
祭品都摆好了。寨老跪在石板最前面，额头贴着地面，嘴里开始念。没有人听得懂他念的是什么，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懂。那些词太老了，老到他爷爷的爷爷都不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
山洞里开始流出东西来。黑色的，黏稠的，比墨汁还浓，比桐油还黏，在地上漫开，不渗进土里，不被草木吸收，而是像有生命一样地往低处流。它漫过摆在洞口左边的鸡，鸡挣扎了一下，被那层黑液裹住，不再动了，像被琥珀封住了的虫子。漫过右边的猪，猪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漫过中间的木盆，盆翻了，鱼在黑色的液面上跳了一下，沉下去了。最后漫过那条还在拼命挣扎的牛，牛的四蹄陷进黑液里，越陷越深，它拼命地想拔出来，可那黑液像有无数只手在下面拽着它，怎么都拔不出来。牛仰起头，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撕心裂肺的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