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一只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提着包。她穿着一件孕妇裙，蓝底白花的，裙摆很大，象一把撑开的伞。她走到车旁边，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先把脚放进去，再把屁股挪进去，再把腰靠进去，再拉安全带。安全带拉不出来，卡住了，她拉了好几下，拉不出来。家安探过身去帮她拉，拉出来了，把安全带绕过她的肚子，插进卡扣里。她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他要把座椅往后调，调到最靠后。
她坐在副驾驶上，手放在肚子上，手指轻轻地摸着。孩子在里面踢她了，踢得她皱了一下眉头。家安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孩子在踢我。家安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肚子。肚子是硬的，圆的，象一个皮球。他把手贴在上面，感觉到了——咚，咚，咚。孩子的脚在踢他阿爸的手，隔着肚皮，隔着小芳的皮肤、脂肪、子宫，那力气很小，象一只蚂蚁在爬，象一片羽毛在飘，象一滴雨在落。但他感觉到了。那是他的孩子在跟他打招呼。爸，你好。我在这里。我很好。你别担心。
他笑了。他笑着笑着，眼框红了。
孩子满月那天，陈阿圆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把自己这些年攒的钱从陶罐里全拿出来了，数了两遍，一共三万多块。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家安，一份给家宁，一份给家兴。每一份都用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名字。
她把家安的那份递给他。“这是给你女儿的。存起来，等她长大了用。”
家安接过红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一块的。他数了数，一万多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阿母，这些钱你攒了多少年？”
陈阿圆想了想。“从你阿妹上大学那年开始攒的。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二十年了。”她的手在膝盖上慢慢地搓着。“我每天卖金枣，卖腌茶叶，卖虾酱。一分一分地攒，一毛一毛地攒，一块一块地攒。攒够了，给你。给你阿妹，给你弟。”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板——就是陈远水从缅甸带回来的那枚铜板，磨得发亮，中间的方孔被一根红绳穿着，红绳已经褪色了。
“这个给你女儿。这是你阿公从缅甸带回来的。他走的时候留给了我。我现在给你们。”
家安接过铜板。铜板很小，很轻，放在手心里几乎没有重量。但他觉得它很重，重得象一块石头，重得象一座山。他把铜板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他在手心里感受着它，圆的，硬的，凉的，中间的方孔硌着他的掌心。
二〇〇〇年春天，陈家超市又扩大了。她把隔壁的店面也盘了下来，把超市的面积扩大了一倍。请了一个设计师来重新装修——地面铺了瓷砖，白色的，亮晶晶的，能照见人影。墙上刷了乳胶漆，米黄色的，暖暖的，像冬天的阳光。货架换成了新的，铁质的，银白色的，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她在门口装了一个灯箱，白底红字，“陈家超市”，晚上亮了，红红的，亮亮的，远远就能看到。整条承天巷都被照红了。
她请了三个员工——两个收银员，一个理货员。收银员都是年轻姑娘，高中毕业，会算帐，会用计算机，嘴甜，手脚麻利。理货员是个小伙子，二十出头，有力气，搬货、码货、整理货架，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她站在收银机后面监督着他们，看着他们扫码、收钱、找零、装袋。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
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她走过去，对收银员说：“你让开，我来。”收银员站起来，让到一边。陈阿圆站到收银机前面，拿起一个商品，把条形码对准扫描头，嘀的一声，商品的价格和名称出现在屏幕上。她又拿起一个，嘀，又拿起一个，嘀，嘀，嘀。
她连着扫描了十几个商品，然后停了下来。她看着屏幕上的那些商品，那些价格，那些数字。那些数字在屏幕上跳动着，她想起了一个人——陈远水。陈远水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把算盘，低着头，手指在算盘珠子上噼里啪啦地拨着。
那些珠子在他手下跳舞，上上下下。他的眉头皱着，额头上三道抬头纹挤成了一个川字。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有声音，没有抽泣，一点声音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慢慢地、无声无息地从眼框里溢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咸的。她用手背擦了，又流出来了。她又擦，又流出来了。她不擦了，让它流。
二〇〇〇年夏天，家安的女儿会翻身了。她躺在床上，两条腿蹬着被子，把被子蹬到了床下。她侧过身，翻了一个跟头，从床的这边翻到了那边。她趴着，抬起头，看着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但她看得很认真。她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大，她还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还没有见过别的人。她见过的人只有几个——阿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