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水低头看着那条棉被，伸出手，摸了摸上面的龙。他的手指顺着龙的鳞片一片一片地摸过去，从龙头摸到龙尾，从龙尾摸到龙头。龙是绣的，不是活的，但他觉得它是活的。它能飞，能游，能翻江倒海。
“好看吗？”家宁问。
“好看。”
“这是我阿母出嫁时的嫁妆。我阿嬷给她绣的。”
陈木水没有说话。他的手指还在龙身上摸着，摸了一遍又一遍。他摸的时候眼睛闭着，象是在想什么，又象是在感受什么。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陈家铺子遇到了麻烦。
不知道是谁举报的，说陈家铺子没有营业执照，属于非法经营。工商局的人来了，穿着制服，戴着大檐帽，手里拿着一个文档夹。他们走进铺子，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货架、柜台、坛子、粗陶碗，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扁担和蒲扇，看了看坐在柜台后面的陈木水。
“谁是老板？”领头的人问。
陈阿圆从灶间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是。”
“营业执照呢？”
陈阿圆愣住了。营业执照——她有吗？她记得林伯当年把铺子租给她的时候，说手续齐全，让她放心开。但手续在哪里？
“营业执照拿出来看一下。”
陈阿圆站在那里，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擦着。她的手在抖，从手指抖到手背，从手背抖到手腕，从手腕抖到手臂。她想说“我有营业执照”，但她说不出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东西。
领头的人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抬起头看着陈阿圆。“三天之内，把营业执照办下来。办不下来，关门。”
他们走了。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的，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最后消失在了巷口。
陈阿圆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围裙的边角。围裙已经被她攥出了深深的褶皱，象一张被揉皱了的纸。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家宁从学校跑回来了，喊了她一声“阿母”，她才回过神来。
“阿母，怎么了？听说工商局的人来了？”
陈阿圆没有回答。她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林伯当年给她的那张租约。租约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潦草，好多地方看不太懂。她把租约看了一遍又一遍，上面有林伯的签名和他的红手印，但没有工商局的公章，没有税务局的章，没有卫生局的章，没有消防局的章，没有任何一个局的章。
她坐在柜台后面的矮凳上，把租约放在柜台上，低着头，看着那张纸。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了，象一片快要掉下来的树叶。她看了很久，家宁从她手里把租约拿过去，看了一遍，说了一句：“阿母，我明天去工商局帮你办。”
陈阿圆抬起头，看着家宁。家宁已经十八岁了，高三了，个子比她还高，肩膀比她还宽，下巴比她还要尖了。
“你去办？你一个学生，你去办什么？”
“我是学生，但我成年了。我可以帮你办。”
家宁把租约折好，放进书包里，背起书包，走出了铺子。她的脚步很快，布鞋踩在青石板上，嗒嗒嗒的，象有人在用小锤子敲着地面。陈阿圆追到门口，她已经走到了巷口，校服在风里飘着，象一面白色的旗。
家宁从工商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在工商局的大厅里等了整整一天，排了好几次队，填了好几份表格，被不同的工作人员问了无数遍同样的问题——你是谁？你跟这家铺子的关系？你成年了吗？你带身份证了吗？你带租约了吗？你带户口本了吗？你带照片了吗？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递材料，一遍又一遍地签字。她的手指被圆珠笔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流出透明的液体，黏黏的，粘在纸上。她用纸巾擦了擦，继续写。
终于，在快下班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把一张纸递给她。“回去等通知。材料没问题的话，一个月之内会批下来。”
家宁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受理通知书”几个字。她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确认不会掉出来。她走出了工商局的大门，站在门口，看着面前的路。路是中山路，往北通往承天巷，往南通向晋江、石狮、厦门，通往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柏油路面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她往北走。
她走回承天巷的时候，陈阿圆还站在铺子门口，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她的脸被路灯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能看见她嘴角微微翘起的弧度，暗的那一半藏着她眼睛里那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