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

    一支冲锋枪、一支半自动、两把手枪，外加一百三十发子弹，放在1987年的东北，足够把半个凌川市搅翻天。

    1987年1月21日，凌川市，丢枪第三天。

    天还没亮透，木木从硬板床上翻身坐起，床板发出一声嘶哑的吱呀，他三十六岁，眼角有了细纹，胡子拉碴，身上还是三天前那件棉猴袄，桌上摊着双戍区的地图，红蓝铅笔画的圈密密麻麻，三天前，镶蓝旗四屯武装部丢了——一支56式冲锋枪，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两支□□，一百三十发子弹。

    木木三天未曾合眼，他知道枪和子弹迟早要响，但响在哪里、几时响、响成什么规模，全无头绪。刑警队提前向全市银行网点、金店、工厂财务室逐一送达高危预警——这些现金密集场所理论上都是目标。

    电话铃响，对方是凌川银行保卫科，“木队长，今天昌隆区傅家甸有工资款押运，二十万。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木木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没有。但现在才第三天，你们还走老路？”

    “中山路转铸冶区香坊旧街，再进昌隆区傅家甸，就那条路。”

    “换路吧。”木木说，“走文枢区大路，绕新屿区大桥，多二十分钟，但安全。”

    “木队长，那路太远了，而且新屿区大桥结冰，老刘那车怕打滑。”

    “打滑比送命强！你就听我的，换个路线，另外押运几个人？”

    “四个。我，小李，司机老刘，还有武警支队的小张。”

    “一定要换路线，一定要带足子弹。”

    “就五发，规定就五发。”保卫科的老周在电话那头苦笑，“木队长，你紧张啥，傅家甸那条路我们走过八百回了。”

    木木沉默了两秒，继续说，“现在情况不一样，高危时间。有情况，马上跑，别犹豫，马上跑。”

    “知道啦，等回来咱们喝酒去。”老周挂断电话。

    木木点了一根烟，烟丝是凌川市产的“橘子”牌，两毛五一盒，呛人，辣嗓子。他抽了一半，忽然掐灭，把桌上的地图揉成一团，砸进纸篓，纸篓满了，地图球弹出来，滚到墙角。

    他预感要出事——那种预感无关推理，是刑警干久了，身体里自带的雷达。

    与此同时，昌隆区傅家甸，金家烧锅旧址。

    这座废弃的酿酒作坊已经空了十五年，墙根处，清末民初的酿酒槽子烂成了木渣，空气里弥漫着霉味、老鼠屎味和某种发酵过度的酸臭，王铁柱蹲在暗处，手里握着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他三十九岁，络腮胡，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的线头，旁边，王铁山正在往弹匣里压子弹，黄铜子弹在弹匣里排成整齐的一列，每压一发，就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像某种倒计时。

    王铁军蹲在角落，二十出头，四兄弟里最末，正在擦那支□□。他的手有点哆嗦，“哥，真干啊？那可是运钞车，武警押运，动了就是死罪。”

    王铁柱把半自动步枪的枪栓拉得咔咔响，金属撞击声在空荡的作坊里回荡，“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你怕就滚！”

    王铁山压完最后一个弹匣，把56式冲锋枪横在膝上，这枪比他小臂还长，木质枪托被摩挲得发亮，护木上刻着模糊的编号。他伸手摸了摸枪管，“这玩意儿比菜刀好用多了。一扣扳机，钢板都得透。那帮武警手里就几把54小砸炮，几发弹，打个鸟。”

    王铁柱站起来，从墙角拖出麻袋，倒出狗皮帽、军大衣、棉手套，一一分发。

    “八点十五，傅家甸桥洞，运钞车从文枢区金库出来，走中山路转香坊旧街，那座桥洞是必经之路。”他看向兄弟二人，“老四，你开车，横在桥洞出口，堵死退路。老三，你主攻，我压阵。五分钟，不管拿到多少，五分钟一到，撤，马上走。”

    王铁山把56冲往肩上一扛，贱兮兮地龇牙，“哥，把心搁肚子里。二凤说了二十万，整的。”

    王铁柱眼珠子一瞪，“完事儿之后，把这娘们掐死。她能把老周卖了，就能卖你。”

    王铁山把棉手套往枪管上一撸，“哥，我进去之前，她就对我死心塌地，现在出来了，更是，要不然也不能把老周卖得这么利索，掐死白瞎了，带劲着呢。”

    “去你妈的，老爷们栽跟头，十有八九栽在女人裤腰带上，管住你□□里那二两肉，完事儿，马上弄死！”

    七点二十分，文枢区凌川银行金库后院。

    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ca10卡车停在雪地里，车厢焊着三毫米钢板，侧面开两个射击孔，孔边焊着防跳弹的斜板，这是凌川市分行的三号运钞车，跑了八年，发动机大修过三次，里程表停在十二万公里，实际可能翻倍。

    司机老刘四十三岁，银行老职工，正在用抹布擦挡风玻璃上的霜，霜很厚，擦了左边，右边又结上一层。保卫干部老周五十岁，背着一支□□，正在检查弹匣——五发，压在弹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