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没讲话，依然看着他。
“谭伟是我杀的，王天明也是我刺伤的。”谭卫民继续说。
“为什么？”文哲终于开口，“你的动机是什么？”
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一年，深川市夏天格外闷热，谭卫民记得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屏幕总在闪，雪花点混着《黑猫警长》的主题曲，父亲谭达盘腿坐在工棚的竹床上，汗珠子顺着脊梁往下淌，在腰际勒出一道深色的盐渍。工棚是竹子和石棉瓦搭的，隔壁住着同村来的几户，女人骂孩子的声音、男人打呼噜的声音，隔着一层纤维板彼此渗透。
那天晚上，父亲给他扇扇子，用的是半张旧报纸。六岁的谭卫民盯着电视里的黑猫警长抓老鼠，眼睛瞪得像铜铃，父亲说，“卫民，爹明天带你去海边捡贝壳。”话音没落，工棚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胶鞋摩擦沙地的声音。门帘被掀开，几个穿制服的人，最前面那个年轻民警的帽檐压得很低，脸藏在阴影里，后来谭卫民才知道，那人叫王天明。
“谭达，出来！”
谭卫民抓住了父亲的手，那只手上全是老茧，直到王天明走进来，把他从床上拎起来放到一边，那双手很有力，掐着他的腋下，像拎一只小鸡，谭卫民看着父亲被带走，父亲的背影在工棚门口顿了一下，似乎想回头，但王天明的手推在他背上，背影就消失在深川的夜色里。
第二天，谭卫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有人问他昨晚父亲在哪儿，他说在家，一起看动画片，问父亲有没有出去过，他说没有，父亲一直陪着他，还说一起捡贝壳，问他有没有听到隔壁工棚的动静，他说没有，电视声音很大。
二十天后，谭卫民和母亲从警察口中得知，同村来的女人死在了东侧工棚里，脖子上有紫黑色的掐痕。法医从她体内提取到精斑，送省厅做了dna比对，认定与谭达同一，死者是谭伟伯的妻子。
精斑、dna，这些词谭卫民和母亲听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很下作。
不知过了多久，谭达招供了，他说他和那女人是情人关系，做过很多次，熟到不需要商量。这次女人忽然反抗，挣得很厉害，他怕她喊出声，伸手去捂，捂不住，就掐住了她脖子。等他松手，人已经没气了。
他请求政府看在他主动交代、又是失手的情况下，从轻发落。
那年年底，谭达还是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谭卫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只收到一个搪瓷缸子，是父亲在工棚里喝水的，缸子底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红漆磨掉了大半。
他们被送回谭公村时，没有一户人家开门。
母亲的死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最初几个月，她还能下地干活，只是不再去村口乘凉，不再赶集。后来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谭卫民半夜醒来，总能看见堂屋的灯亮着，单薄的母亲瞪着眼睛躺在床上，像个纸扎人。
第二年春天，母亲买了两瓶敌敌畏，她没有在屋里喝，而是走到无人经过的那条土路上，坐在路边，把两瓶都灌了下去，谭卫民找到她时，她蜷缩在路边的野草里，手指抠进泥土，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眼睛睁着，看着深川的方向。
谭伟是在母亲死后的第三天出现的，他站在谭卫民家的门槛外，手里拎着一捆纸钱和半袋白面，他是被掐死女人的丈夫，村里辈分最高的谭姓人之一。谭伟看着院子里那口没漆的薄皮棺材说，“娃是娃，大人是大人。”
村里人起初不同意，谭伟的老婆死在谭达手里，谭伟却收养“凶手”的儿子，这在谭公村的老理里是倒反天罡。但谭伟不在乎，他很坚持，说死者已矣，活人要紧。第二天，谭卫民被领进了谭伟家的东厢房，那间屋子有玻璃窗，有刷过漆的床，比他自己家的土坯房亮堂得多，谭伟送他去镇上读书，交学费时把一卷毛票按在校长桌上。
谭卫民就这样活到了四十一岁，他当了副村长，管着村里的水利和宅基地纠纷。
每年清明，谭卫民都去海边烧纸，谭家宗族嫌他父亲丢人，骨灰不准入祖坟，他便将父亲撒进了大海。母亲也不能孤坟入祖坟，谭公村老话讲，一代出孤坟，代代出孤坟，他便把母亲也撒进了同一片海里。
去年腊月二十八，谭卫民从镇上办年货回来。谭伟喝了酒，拉着他不让走，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自己查出胃癌，没几天了。突然他跪下去，额头抵着水泥地，说对不起他们全家，这是报应——当年他听见风言风语，偷偷跟去深川市，等谭达完事离开，他进了工棚，掐死了自己的老婆。他求谭卫民看在他养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原谅他，让他死后能解脱。又说当年他找过王天明，想求个轻判，王天明只说正在严打抓典型，没有余地。
谭卫民没有扶起跪在地上的谭伟伯，就像当年没有人理会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母亲一样。
他花了很长时间想这件事，不是想该不该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