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提高了一些，确保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的说道：

    “在座的各位，我刘建国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

    我也不想跟大家过不去，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必要把关系搞得太僵。

    但是——”

    他的语气再次加重的说道：

    “有一条底线，谁都不能碰，你必须干活。

    拿国家的工资，就要干国家的事。

    如果有人觉得现在这个形势下，没办法安心工作，或者不愿意在我手下干了。

    没问题，自己写一份调动申请，想去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亲自签字审批，绝不阻拦。

    但如果你既不想干活，又想赖在这个位置上混日子，那就别怪我刘建国不讲情面。”

    那次会议之后，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第二天一早，刘建国的办公桌上就重新出现了厚厚一摞等待审批的文档——虽然其中有些明显是为了应付差事而匆忙凑数的，但至少，这台机器重新开始运转了。

    而更让刘建国感到意外的是，这种“老实”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直接分管的国民经济综合司和发展规划司。

    消息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整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楼。

    那些在其他部门闹腾得最欢的战斗队和革命小组，在路过刘建国办公室所在的那层楼时，都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压低了声音。

    因为他们都听说了那个“拍桌子”的故事，都知道那位刘副主任的桌上，常年放着一把上了膛的枪。

    在这种无形的威慑下，整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运动热潮，竟然诡异地降温了不少——

    虽然其他部门的批斗会还在开，大字报还在贴，但至少在上班时间，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手头积压的工作处理掉。

    这种变化，让刘建国在计划委员会内部的声望，又悄悄地上升了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