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闻言，眉头微微蹙起。

    他放下报纸，目光平静地扫过两名警员，声音不疾不徐，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做笔录？可以。

    不过，二位警官，在请我去警署之前，你们清楚我的身份吗？

    昨天的事件中，我是见义勇为的受害者兼救助者，而非嫌疑人。”

    那名年长警员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混合了躬敬和无奈的表情，语气依旧客气但不容拒绝：

    “刘先生，我们非常清楚您的身份，也对您昨天的英勇行为表示钦佩。

    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您这样重要的目击者和当事人，提供最准确详细的证词，以便我们尽快破案，给卡文迪什家族和社会一个交代。

    这是正常的办案程序，还请您理解，配合我们的工作。

    车子已经在楼下等侯了，请吧。”

    他的话滴水不漏，既表明了知情，又强调了公务，让人难以拒绝。

    刘建国心念电转。

    普通的枪击案笔录，通常不会由警员直接上门请他这个身份敏感的外宾去警署，更可能是预约时间或派人前来酒店询问。

    对方明知他的身份，依旧如此行事，态度客气但步骤强硬，这背后显然有更高层级的人物授意，或者案件本身牵涉更广。

    他想到了艾米丽，想到了她那位身份同样不简单的姐姐伊莎贝尔，或许还有卡文迪什家族的影响力。

    看来，这趟警署之行，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做笔录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