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陈廉伯的买办就是例子，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人在广州，本来这事跟他关系不大，没成想广州那边也有学生响应北京的运动，自发组织出来散步。
原本这事就是一帮学生出来发泄一下爱国情绪，陈廉伯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出钱请混混上街殴打学生，很多学生在冲突中受了伤。
到了1924年更是成立了武装商团军，名义上是保护商人利益，实际上是为了针对以中山先生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
因此，买办的口碑普遍较差。
1926年，毛认为“买办阶级”是中国社会六个阶级之一，它的利益依附于在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敌人”。
军机降落在柏林机场。
此刻的德意志都城，早已褪去往昔浮华迷离的底色，整座城市被一股凌厉肃杀的气息牢牢裹挟，纳粹浪潮席卷街巷，空气里处处弥漫着狂热、紧绷与不容置喙的威压。
温政走下军机，扑面而来的寒风里，都裹挟着整齐划一的铁血气场。
老唐安排的司机已经等在机场了。
黄厚卿却没有跟他们一起走，有一辆军用轿车将他接走了。
温政坐上老唐安排的车，一路向城区驶去，放眼望去，柏林街头的景象已然全然改换。
大街小巷随处飘扬着鲜红底纹白色圆圈的卐字旗帜，醒目徽记在深秋的冷日下刺目晃眼，高耸建筑的外墙、沿街商铺橱窗、路灯杆柱，尽数被统一标识铺满。
街头不再是往日闲散散漫的模样，取而代之的是步履铿锵的队伍，身着制式军服的士兵列队穿行，皮靴重重叩击石板路，声响整齐划一，沉沉回荡在楼宇之间，带着慑人的压迫感。
街头民众的神情也截然不同。往日里贫富错落、神态各异的路人，如今不少人面露狂热盲从，口中高呼着口号，声浪此起彼伏，响彻街区。
也有犹太人敛声屏息，低头匆匆赶路，不敢随意言语说话，无形的枷锁、恐惧横亘在他们之间，昔日自由散漫的市井烟火，被森严秩序彻底碾碎。
街道上，巨型领袖画像高悬楼宇顶端，目光俯瞰整座城池。
宣传标语层层叠叠贴满墙面，广播喇叭不间断播放激昂宣讲与军乐，铿锵曲调盘旋在空中，一遍遍冲刷着城中所有人的思绪。
街边集会随处可见，人群簇拥聚集，情绪被不断煽动，极端思潮如同寒冬野草，在这片土地上疯狂滋长蔓延。
温政作为穿西装的中国人，与满街制式装束里显得格格不入。他身姿挺拔立于街角，目光沉静淡漠，冷眼审视着这座被狂热裹挟的都城。
这里的东方人面孔极少。
一战战败的屈辱被刻意渲染，民族极端情绪被无限放大，曾经割裂贫富、颓废奢靡的柏林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沸腾的氛围。
如同一锅沸腾的粥。
城市秩序井然，街道规整干净，工业器械轰鸣不休，军备力量飞速扩充，一派全民凝聚、蓬勃扩张的表象；内里却暗流汹涌，排斥犹太人无处不在，异类被排挤打压，不同的声音尽数被压制，昔日多元包容的气息荡然无存。
人人身处洪流之中，有人沉沦狂热，有人惶恐自保，无人能轻易置身事外。
司机将两人拉到了住处。
这是一栋闹中取静的老式公寓，位于柏林西区，环境清幽，住户多是体面的中产。
司机把钥匙交给温政，叮嘱了一句万事小心，不多停留便驱车离开。
温政推开公寓门，屋里家具一应俱全，厨卫整齐，早被人打理妥当，看得出来老唐做足了准备。
他将随身行李箱靠在墙角，站在窗边往下望，斜街对面就是党卫队的一处办公点，窗户终日拉着厚重的窗帘，看不出半点动静。
流星说：“这个位置选得够刁，抬头就能盯着他们，可也离虎穴太近了。”
温政说：“越是离危险近的地方，越不容易被怀疑，这恐怕是老唐的想法。我们初来乍到，先安顿下来，摸清周边的路线，再慢慢接头。”
袁文在哪里呢？
以她的性格，肯定在上流社会各种作。
她不作，她就不是袁文。
西方男人，就吃她这一套。在西方人看来，作，就是个性。作就是女权。作，就是张扬。作，就是时髦。作，就是新思潮。
从报纸的报道看，袁文显然极受欢迎。
温政说：“找到袁文并不难，因为她冒充的原节子是一个名人。”
“是的。”流星说：“可是，她为什么要冒充原节子呢？她完全可以用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新身份。”
“这就是关键。”
温政说：“德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