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依柳在萧山机场的接机口等他。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风衣，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长了些，松松地搭在肩上，左手腕上的玉镯在航站楼惨白的日光灯下泛着温润的青白色光晕。接机口的人不多，有几个举着牌子的导游无精打采地靠在栏杆上，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拥抱，女孩踮着脚尖把脸埋在男孩肩窝里，男孩的背包上挂着一只从大理带回来的扎染布偶。还有一个老人被孙子扶着，正往到达口里张望，嘴里念叨着“怎么还不出来”。柯依柳站在人群后面，背靠着航站楼冰冷的玻璃幕墙，手里端着两杯已经凉了的拿铁。她没有往前挤，也没有踮脚尖张望，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目光越过前面那些晃动的头顶，落在那扇不断开合的自动门上。
她习惯了等。从小到大，她等过很多东西——等师父从修复室里出来，等一幅古画在清洗液里慢慢显出色层，等手腕上那道莫名其妙的压痕能给她一个答案。但今天这种等是不一样的。今天她等的不是一件事，是一个人。一个已经不需要她等的人。但她还是等了，因为等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就像柳依在柳树下等，杨兰因在终南山等，温如在莫高窟的黑暗里等。她们的等是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而她的等，只剩下最后这几分钟。
他在人流中走出来的时候，她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是那件深灰色的抓绒外套，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大理观音院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僧袍的领口。还是那个灵隐寺的旧布袋斜挎在肩上，布袋被大理的太阳晒得褪了色，右下角那块被酥油灯芯烫出的小洞还在。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像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路的步态——不是自信，不是从容，是一种被时间打磨过无数遍之后才会有的笃定。他瘦了，颧骨的棱角比走之前更分明了些，下巴上有一层淡淡的青茬，大概是在大理的最后几天没顾上刮胡子。但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兴奋，不是新奇，是长途跋涉之后终于踩到自家门槛时的踏实，是在外面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完之后回来交差的坦然。
他走到她面前，停下来。两个人隔着一道不锈钢栏杆对视了片刻。栏杆很矮，只到他们的大腿，但他没有急着绕过来，她也没有急着绕过去。他们只是站在栏杆的两侧，看着彼此，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确认对方是真的，确认过去那几周各自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梦。柯依柳注意到他右手虎口上有一道新添的小口子，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像一痕极细的釉里红料。大概是刻木牌的时候刀刃滑了一下。他的指甲缝里还嵌着几道极淡的蓝靛渍，是在周城赵若兰院子里帮她搅蓝靛缸时染上的，洗了好几遍也没洗掉。
她把手里的拿铁递给他，说：“凉了。”
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正好。”然后他把咖啡杯放在栏杆的平台上，往前迈了一步绕过栏杆，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那个拥抱很短，短到旁边的人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下巴在她发顶停了一瞬，手在她后背轻轻按了一下，然后松开。但这个短暂的拥抱里包含了太多东西：大理苍山上最后一茬山茶的冷香，观音院旧藏经阁里经年不散的檀烟，周城村蓝靛缸里被正午阳光晒出的微涩，终南山太白井旁野兰花在石缝里渗出的那一丁点水珠，以及所有那些他在描字、刻牌、合十、跪拜时没有说出口的话。
她闻到他衣领上的气味——松烟墨、山茶花油、老木头的陈香，还有一股极淡极淡的、像是被太阳晒过的棉布散发出的暖烘烘的味道。那是大理的味道，也是他小时候在观音院长大的味道。她把脸埋在他肩窝里深吸了一口，然后把那个拥抱结束了。
“走吧。”她说。
他们打了一辆车回市区。出租车在机场高速上飞驰，雨刷在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刮着，发出规律而沉闷的声响。雨不大，细得像筛过的米粉，落在车窗上连水痕都不留，只是把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梧桐树和黄杨树晕成一片模糊的金色和绿色。白三生把她的手握在自己膝盖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她腕上玉镯的边缘——拇指从镯身外侧滑到内侧，摸到那个刻在镯子内侧的“依”字，在那个字的笔画上停了一下，然后再滑回去，周而复始，像一个虔诚的老僧在用指腹数念珠。这个动作太过自然，自然到像是他已经做了一辈子。
也许不止一辈子。
“大理的事都办完了？”柯依柳问。她的声音被雨刷的节奏盖掉了一半，但他听得很清楚。他听她说话从来不需要她重复第二遍。
“办完了。”白三生说。他靠在椅背上，偏过头看着她，目光从她的额头滑到眉骨，从眉骨滑到鼻梁，从鼻梁滑到嘴唇，像是在用眼睛描一幅他画了无数次但每次都还是会重新被触动的画。“观音院的字描好了——赵若兰族人在佛珠上刻的那两个字，我用杨兰因在终南山磨秃的那把刻刀重新描了一遍。描到最后一遍的时候我调了一点青花瓷粉进去，嵌进核桃木牌上那道最细的刻痕里。方丈说那间老屋随时可以回去住，钥匙在我口袋里。”
他从棉袍内袋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