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依柳在修复室待到晚上九点多，出来的时候雪已经积了半寸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像踩在一整箱老档案的纸脊上。修复中心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雪压弯了一根细枝，枝头垂下来，在路灯下亮晶晶的，像一条被冻住的银色流苏。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沿着石板路往外走。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手机响了。
白三生。
“在哪里？”
“刚出修复室。怎么了？”
“你师父给我打电话了。”
柯依柳的脚步顿了一下。温如很少主动给人打电话，尤其是给白三生——他们只见过一面，还是在温如家那晚点着七盏酥油灯的时候。后来温如偶尔会托柯依柳给白三生带一两句话，比如“那幅《渡》的墨色盖得太厚了，让他少罩两层”，或者“他画的桥栏杆太直了，宋代的桥栏杆是有收分的”。但直接打电话，从来没有过。
“她说什么？”
“她说灵隐寺今天腊八施粥，她每年都去帮忙，今年腿脚不好去不了，让我代她去。”白三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困惑，但更多的是警觉——一个画了二十多年画的人，对“反常”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她跟我说，到了灵隐寺不要急着走，去大殿后面的药师殿，找一幅壁画。她说那幅壁画跟我有关。”
“跟你有关？”
“她是这么说的。还说你也得去。”
柯依柳把围巾往下拉了拉，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翻涌成一团雾。温如做事向来有她的道理，只是那个道理往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浮出水面。她没有多问，和白三生约了明天一早七点在运河边碰头，然后挂了电话。
第二天清晨，雪还在下，比昨晚小了一些，变成了那种细而密的雪霰，打在脸上不疼，但很凉，像无数根冰针同时触碰皮肤。柯依柳到运河边的时候白三生已经到了，他站在拱宸桥头的路灯下，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袍——不是羽绒服，是真正的棉袍，手工盘扣，立领，下摆快到脚踝。肩上挎着一个旧的帆布包，包里鼓鼓囊囊地塞着速写本和水彩盒。
“你今天穿得像民国人。”柯依柳打量了他一眼。
“我祖父的衣服。”白三生低头整了整袖口，“他出家之前做的，压在箱底几十年，没怎么穿过。今天是腊八，他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去庙里供粥。这衣服口袋多，能装不少东西。”他拍了拍衣襟侧面一个暗袋，里面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像是有几枚硬币或者几颗珠子在互相碰撞。
两个人沿着运河往灵隐寺的方向走。腊八的杭州城醒得比平时早，沿河的人家已经有人在门口支了小煤炉烧水，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和雪霰搅在一起，在空中缠成一片模糊的白。走到武林门的时候，路边有一家早点铺子在炸油条，油锅里的热油翻滚着，油条在锅里迅速地膨胀成金黄色，老板娘用长筷子夹出来放在铁丝架上沥油，动作麻利得像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柯依柳买了两根油条两碗豆浆，和白三生在店铺外面塑料棚下的小桌旁坐下来吃。油条很酥，咬一口碎屑掉了一桌。白三生吃得很认真，把掉在桌上的碎屑一个一个捡起来放回碗里。
“你在法国待了十六年，还保留着捡饭粒的习惯？”
“不是法国的习惯。”白三生把最后一个小碎屑放进嘴里，“是我祖父的习惯。他出家之后在庙里种菜，种了二十年。他说一粒米就是一颗种子，扔掉的每一颗种子都是对土地的不尊重。”
柯依柳没有接话。她低头喝了一口豆浆，豆浆很烫，烫得她舌尖发麻。她忽然想到一件事——白三生是在庙里长大的，他祖父是种菜的僧人，他十八岁之前的所有记忆都和寺庙有关。但自从他们认识以来，他从来没有带她去过任何一座寺庙。在西安去大慈恩寺那次，他在藏经阁外面站了很久，但始终没有踏进大雄宝殿。她隐约觉得他不是不想进，而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许今天就是那个时机。
灵隐寺的山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腊八施粥是灵隐寺的传统，每年这一天，寺里会用大铜锅熬上几十锅腊八粥，从清晨一直施到午后。队伍从山门一直排到了飞来峰的登山口，弯弯绕绕的，像一条盘在山脚下的长龙。来领粥的大多是住在附近的老人，也有一些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来讨个吉利，孩子被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柯依柳和白三生没有排队。他们从侧门进了寺，穿过天王殿右侧的长廊，绕过正在做早课的大雄宝殿。殿内诵经声低低地传出来，混合着檀香的烟气，在雪花纷飞的空气中缓缓弥漫开来。一个年轻的僧人从长廊那头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他看到他们，停下来微微欠身，说温如居士昨天托人带了话，说今天会有两位施主来寺里看画，这两碗粥是给他们留的。白三生接过粥，道了谢，端了一碗给柯依柳。腊八粥很稠，里面有桂圆、莲子、红枣、核桃、花生、红豆、薏米、糯米，熬得黏稠软烂，甜度刚好，不腻。柯依柳用勺子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