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心里一紧：“见我？为什么？”
“他没细说，就说想当面感谢。”李同志说，“这事比较敏感，我要请示上级。你先有个准备。”
挂了电话，嘉禾半天没回过神来。外宾要见他？还是美国外宾？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他想起父亲沈怀远说过：民国时候，有些达官贵人吃了好吃的，会把厨子叫到跟前，赏钱，甚至合影。但那是在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厨师和食客是平等的，没有谁见谁一说。
但这是外事任务，是政治任务。他不能拒绝。
两天后，通知下来了：可以见，但要有外事办的同志在场，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内，谈话内容要符合政策。
见面安排在友谊宾馆，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专门接待外宾。嘉禾特意穿了新做的中山装——秀兰用攒了很久的布票给他做的。刘卫东陪他去，作为助手。
在宾馆大堂，李同志已经等着了。他递给嘉禾一份谈话要点：“记住，多说新中国的好，多说劳动人民的智慧，少说个人，绝对不能说封建的东西。”
嘉禾接过纸，上面写着几条：1、感谢外宾的肯定；2、介绍新中国的烹饪事业发展；3、强调菜品的改良和创新；4、表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记住了。”他说。
会面在小会客室。推门进去，嘉禾看见了那位陈老先生。他今天穿着中式对襟衫，坐在沙发上，看见嘉禾进来，立刻站起来。
“这位就是沈师傅。”李同志介绍。
“沈师傅，你好。”陈老先生伸出手。他的手很瘦，但很有力。
嘉禾和他握手：“陈先生，您好。”
落座后，李同志坐在旁边，准备记录。刘卫东站在门口。
“沈师傅，”陈老先生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你。那道菜，让我想起了母亲。”
他的中文比那天好多了，看来这几天在练习。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嘉禾按照谈话要点说，“新中国的厨师，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
陈老先生点点头，但眼睛一直看着嘉禾：“那道菜，叫红煨肉？”
“对，红煨肉。”
“但我记得，我母亲叫它……樱桃肉。”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李同志的手停在了笔记本上。
嘉禾的心跳加快了。他看了李同志一眼，后者微微点头，意思是：可以回答，但要小心。
“是，”嘉禾说，“以前是叫樱桃肉。但现在我们改良了，所以改了名字。”
“改良？”陈老先生问，“改了什么？”
“用料简化了，做法也简化了。”嘉禾说，“以前的樱桃肉太费料，不适合劳动人民。我们现在做的，是劳动人民吃得起的版本。”
陈老先生沉默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说：“沈师傅，我能问问你，你是在哪里学的这道菜？”
又一个敏感问题。
嘉禾斟酌着词句：“我是跟老师傅学的。老师傅是跟他的老师傅学的。一代传一代，但每一代都有改进。”
“你的老师傅……是不是在宫里做过？”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
李同志咳嗽了一声，提醒嘉禾注意。嘉禾深吸一口气，说：“陈先生，现在是新中国，没有宫里宫外之分。所有的厨师都是劳动人民，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回答很官方，但很安全。
陈老先生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沈师傅，你不用紧张。我只是……只是想家。”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乡愁。
“我的母亲是北京人，旗人。光绪年间，家里还算富裕。她小时候吃过宫里的赏菜，记得那些味道。后来家道中落，她嫁给了一个留学生，去了美国。在美国，她常常给我做中国菜，但材料不够，味道总差一点。”
他顿了顿：“她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有机会一定要回中国，尝尝真正的中国菜。’我等了四十年，今天终于等到了。”
嘉禾听着，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想起了婉君的信，想起了那二十美元，想起了静婉说的“新中国不缺粮食，缺的是团聚”。
这个陈老先生，和婉君一样，都是海外游子，都在思念故土。
“陈先生，”嘉禾说，这次他的语气真诚了许多，“您能回来，能吃到家乡的菜，您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
陈老先生的眼睛湿了。他点点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李同志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陈先生，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