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美元。
建国打开那个小纸袋，里面是两张十美元的钞票。绿色的，印着陌生的头像，纸质挺括。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和平在玩积木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二十美元……”秀兰喃喃道，“能换多少钱？”
建国摇摇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外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钱”。而沈家，是工人家庭，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
静婉放下信，摘下老花镜，闭上眼睛。阳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妈，”建国小声说，“这信……这钱……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二十美元。在1962年的中国，这是敏感得不能再敏感的事情。
三
晚上，嘉禾和小满都回来了。
信摊在桌子上，照片在旁边，二十美元压在信纸上。五个人围着看，谁也不说话。
小满拿起信，仔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她是家里文化最高的，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学老师。
“婉君表姐的字写得真好。”她轻声说，“看得出来，受过很好的教育。”
“她在信里说，她丈夫是医生，她在华人学校教中文。”秀兰说。
“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建国说，“彩照，连衣裙，还有草坪……”
“那是资本主义的生活。”嘉禾突然说，语气有些生硬。
大家都看向他。嘉禾是厨师长，在国营单位，政治学习最多，也最敏感。
“我不是说表姐不好，”嘉禾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对，缓和了些，“我是说，这信，这钱，咱们得小心处理。”
“怎么小心？”建国问。
“美国来的信，组织上可能会知道。”嘉禾压低声音，“邮递员老陈看见了，院子里那么多人看见了。如果有人汇报……”
他没有说下去，但大家都明白。
1962年，中美没有建交，朝鲜战争的硝烟才散去不到十年。“美帝国主义”是教科书上的敌人，是广播里批判的对象。而沈家，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信和钱。
“那把钱退回去？”秀兰问。
“退回去更麻烦。”小满说，“说明咱们跟美国有联系，还通信。”
“那怎么办？”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静婉。老人一直沉默着，看着照片，看着信，看着那二十美元。
“妈，”建国说，“您拿主意。”
静婉缓缓抬起头。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很清澈。
“信，要回。”她说，“钱，要收。”
“妈！”嘉禾急了。
“听我说完。”静婉摆摆手，“婉君是素贞的女儿，是我的外甥女。她写信来，是念着亲情。咱们不回信，就是断了这门亲。沈家没有这样的规矩。”
她顿了顿：“钱，她既然寄来了，就是心意。咱们退回去，伤她的心。但是——”
这个“但是”很重。
“但是咱们不能花这个钱。”静婉拿起那两张美元，看了看，又放下，“这是资本主义的钱，花了，心里不踏实。”
“那怎么办？”
“换成粮票。”静婉说，“换成粮票，分给邻居。”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只有钟摆的声音，滴答，滴答。
“分给邻居？”建国不解。
“对。”静婉说，“咱们楼里，哪家不困难？赵大姐家三个孩子，周老师爱人常年生病，三楼的小王刚生了孩子没奶……二十美元能换不少粮票，咱们分给大家，就说……就说是我远房亲戚接济的，大家沾沾光。”
她看着儿女们：“这样，钱用了，但没用在咱们自己身上。邻居们得了实惠，念咱们的好。就算有人问起来，咱们也能说清楚——亲戚寄钱来，咱们想着大家，分给大家了。这叫什么？这叫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
一番话，说得几个子女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母亲能想得这么深，这么周全。
“妈，”小满握住静婉的手，“您真了不起。”
静婉苦笑：“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活了七十多年，明白一个道理：做人，不能只顾自己，也不能不顾自己。要在这中间，找个平衡。”
四
第二天，建国请假去了中国银行。
兑换外汇需要手续。他拿着信、美元，还有户口本、工作证，在银行柜台前排队。前面只有两个人，但办得很慢。
轮到他的时候，柜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看见美元，她愣了一下，抬头看了建国一眼。
“同志，请问这些外汇的来源是？”她问，公事公办的口气。
“国外亲戚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