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静婉商量：“我挑个担子，去集上卖炸糕。一天能挣几个钱，给孩子扯布做棉袄。”
静婉担心：“你年纪大了，挑担子太累。”
“不累，”沈德昌说，“做点心是我的老本行，顺手。”
说干就干。沈德昌去集上买了糯米粉、红糖、油，回来就开始试做。炸糕要外酥里糯，糖馅要流而不淌，火候要恰到好处。他做了几锅，让静婉尝。
静婉咬了一口，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糖馅热乎乎的，甜而不腻。她点点头：“好吃。”
沈德昌笑了：“那就成。”
第二天，沈德昌起了个大早，做好炸糕，装在两个大竹篮里，用棉被捂着保温。他挑起担子，试了试重量，还行。
静婉抱着孩子送他到门口：“早点回来。”
“哎。”沈德昌应着，挑起担子走了。扁担在肩上吱呀作响，他的脚步却稳当。
到了集上，找了个热闹地方，摆开摊子。炸糕的香味飘出去，很快有人来问：“多少钱一个？”
“一文钱两个。”沈德昌说。
“这么便宜？”那人买了四个，尝了一口，眼睛亮了，“好吃！再来四个！”
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沈德昌的炸糕用料实在，手艺好，价钱又便宜，一上午就卖光了。他数了数钱，三十文。不多，但够买半尺布，够买几个鸡蛋。
回去的路上，他买了布，又买了几个鸡蛋。到家时，天还没黑。静婉正在哄孩子，见他回来，松了口气：“累了吧？”
“不累。”沈德昌把钱掏出来，“今天挣了三十文。买了布，给你和孩子做棉袄。”
静婉看着那块蓝布，厚实，暖和。她接过来，摸着，心里酸酸的，又甜甜的。这个男人，六十岁了，为了她和孩子，挑着担子去卖炸糕。这份心意，比什么都珍贵。
从那天起，沈德昌每隔两天就去一次集上。天不亮就走，晌午回来。生意时好时坏，有时能卖四十文，有时只能卖二十文。但不管多少，他总带点东西回来：一块布，几个鸡蛋，或者一小包红糖。
静婉用他带回来的布，给孩子做了棉袄棉裤，又给沈德昌做了双棉鞋。她的手艺不好，针脚歪歪扭扭，但沈德昌穿上，说：“暖和。”
孩子三个月了，会笑了，会咿咿呀呀地说话了。静婉抱着他，教他：“爹，叫爹。”
孩子张着嘴：“啊……啊……”
沈德昌在一旁看着，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他伸手逗孩子，孩子抓住他的手指，往嘴里塞。
“这小子，劲大。”沈德昌说，眼里全是宠溺。
日子就这样过着，清贫，却温暖。有了孩子，家里多了生气，多了笑声。沈德昌挑担子卖炸糕，静婉在家带孩子、做饭、做针线。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十一月，天冷了。沈德昌卖炸糕时，看见集上有人在卖羊毛。他摸了摸，软，暖。一问价钱，不贵。他咬咬牙，买了二两——给静婉做副手套，她手总是冰凉的。
回去后，他把羊毛给静婉：“给你做手套。”
静婉接过来，羊毛软软的，带着羊膻味。她看着沈德昌冻得通红的手，心里一疼：“给你做吧，你总在外面跑。”
“我用不着，”沈德昌说，“你手凉，戴着暖和。”
静婉不再推辞。她把羊毛捻成线，织了副手套。织得不好，松松垮垮的，但暖和。她给沈德昌戴上，沈德昌的手在手套里，暖了，心也暖了。
夜里，孩子睡了。两人坐在炕上，一个做针线，一个补衣裳。油灯的光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融在一起。
“沈师傅，”静婉忽然说，“等建国大了，教他做饭吧。你的手艺，不能失传。”
沈德昌点点头：“教。等他五六岁，就教他择菜，七八岁，教他和面。一点点来，不急。”
“也不知道这世道，等建国大了，会是什么样。”静婉轻声说。
“不管什么样，有手艺，就饿不死。”沈德昌说得很笃定。
静婉笑了。是啊，有手艺，就饿不死。这是沈德昌常说的话，也是她现在的信仰。在这乱世里，什么都是虚的，只有手艺，是实实在在的，能养活人，能让人挺直腰杆。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吹得窗纸哗哗响。可屋里暖和，炕热，人心也热。孩子睡在中间，小脸睡得红扑扑的。静婉和沈德昌各在一侧，守着孩子，守着这个家。
这是民国三年的冬天，是沈建国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冬天。外面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可在这个小小的农家院里，在这个四间北房、两棵枣树、一口甜水井的家里，有一个新生命在成长，有一对夫妻在努力，有一种希望在萌芽。
夜深了，静婉吹了灯。屋里暗下来，只有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霜白。她躺下，摸了摸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