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成化元年（359年）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政令，无疑，仍是劝农令，要求自京畿而外，凡官军吏民人等，务必致力田桑，山泽之利，继续开禁。
总之，举国同心，耕耘养织，誓要度过此衣食难关。
在此理念下，王猛也采取了配套措施，比如大幅提升“农务业绩”在官员升迁考核的权重，对大司农衙进行改革并创建系统的、定期的全国巡察督导机制。
而最根本的生产力的提升上，在通过屯营改革解放了几十万劳动力之馀，王猛还单独拿出了一个“铁锄计划”，那就是在三年之内，给关中所有农户新添一把铁锄。
王猛这些举措，得到了苟政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支持，尤其是“铁锄计划”，更是对生产力本身的一次投资，见效极快的那种。
说来也是一种悲哀，苟政从入主关中之后，便开始大兴铁务，漆县铁务的恢复，夏阳铁矿的兴起，为秦国提供了以百万斤计的生铁。
可惜的是，耗费了大量钱粮及人畜力所得成果，大半都堆到军事上了，使秦军甲械之利，冠绝天下。再刨除诸如贸易、建筑及各类器具的投入，真正能反哺到农事农民上的，少之又少。
豪强右族，大户人家，铁器尚不富馀，更遑论小民黔首，哪怕是一把铁锄，都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许多人家仍旧用着简陋而原始的木制、石制农具，更遑论犁、耙、斧、钎等其他功能性耕具了。明明关中铁务大兴，却连基本的耕具都不能满足，更与苟政始终提倡的“重农”政策有着极其显著的冲突，这大抵也是现实与理念之间悬殊的差距。
而今，王猛开始着手改变这种现状，解决秦国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矛盾...
便是如此务实的政策，在秦廷依旧阻力重重，反对的人还不少，原因还在于那两个字：财政。年前一场大派禄俸，几乎将秦廷储馀钱粮消耗一空，秦国财计又到了斤斤计较、举步维艰的地步，而苟政终究从内帑调拨钱粮，以资朝政正常运转。
而在度支、户部的眼中，新粮入税之前，朝廷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只剩几项专营生意了。
但这几项也非取之不尽的宝库，食盐的采制受限于时节性，私酒业务已然刮过一遍，需要重新“蓄水”，频繁收割不太合适。
至于茶、糖等，整体体量不大，也不是个普通人消费了，权贵也没那么好收割。
仅剩可供朝廷调节的，唯有铁务了，不论杨闿、胡文还是郭铣，都指着铁务上的巨利，以弥补朝廷财政亏空。
这个关口，王猛搞“铁锄入户”，俨然是要惠及农民的，这不是砸生意嘛！
当然，这些秦臣也不是不明白农事的重要性，更不敢与皇帝大政相忤，只是觉得政策出台的时间可以再商榷一下，比如延后个三五年。
而这种想法，王猛自是断然否决，理由很简单，大秦的农民们等不了三五年，大秦帝国同样等不了！秦国欲实现富强，衣食二事，永远要作为第一要务来解决。而王猛秉政以来，所主导的各项政策改革，抛开那些形式、利益上的干扰，其内核只有一条：养民生息，减民负担，促进生产，以实现衣食自给。衣食足，则是历代治国最朴素的颠扑不破的道理。
不过，对于臣僚们提出的财政问题，王猛也没有回避，相反提出了两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其一，对关西的豪右进行加税，从秦国勋贵群体拆借；其二，对关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私矿，进行封禁、打击、查抄。
毫无疑问，这两条办法，都是来钱来粮的路子，能极大缓解朝廷财政压力，关键在于执行问题！前者，在苟政执政之初，可是有先例的，关西的豪右们，可不止一次向苟氏集团上交“保护费”，也曾从苟氏政权内部募集过粮资。
至于后者，就更属寻常了，有私盐，就有私矿。关中可不只漆县、夏阳两矿，而但凡朝廷明令禁止之事，就免不了有人犯禁，那往往意味着暴利。
而关中的私铁、私矿产业，规模还不小，依法查处是理所应当，但困难的地方，从来不在法理条律上，能做这种生意的，岂是一般人。
因此，王猛指出的两条路子，收获是可以预期的，但麻烦乃至危险亦然，而让杨闿、胡文等臣去捅马蜂窝，哪有这个胆气、决心与手腕？他们又不是王景略！
畏难怕险，不肯担责，更不愿冒任何政治风险，那在王猛的“新政”上，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乎，王丞相便得以顺利推行他的“铁锄入户”计划。
事实也再一次说明，秦国的精英才士、能臣干将们，在才情上未必就比王猛差到哪里去，但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负累与顾虑，王猛与他们相比，最大的区别，便是那份勇于任事的责任担当。
这也是除“历史记忆”外，苟政选择信任、托付王猛最重要的原因了！
而所谓“铁锄计划”，在王猛的构想中，俨然也只是一个开端，只是国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