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整顿、分流，目前在关中平原上，由官府直接管控的屯民，在三十五万口上下。而这三十万万口人，事实上就是一群被专门圈养起来的牛马，没日没夜，被屯田官吏们，用鞭子抽打着，辛勤贡献，为政权的统治“托底”。
多少粮草被服，日用器具，都是秦国屯民们，用血汗挣出来的，而这些劳动所得，大半都被朝廷统一调用了。
如遇灾害抑或战时，别说劳动剩馀了，屯民本身的血肉都得化为秦政权威胁、发展的养料.…寻常百姓，还有农闲之时，秦国屯户呢？几乎全年无休，只要还干得动，就得往死里干！
若要比惨，秦国屯户们，唯一比不过的，大抵只有各地矿山那些矿工了，矿工身体负担更重，死亡率更对于这些俯眼可见的情况，苟政也未尝不知，甚至为了使屯田制能维持得更久些，不只一次发布制令，从大司农苟顺以下，要求各级屯吏及相关职官，要优化管理，善待屯户，给屯民减负。
但效果如何，几乎是可以想见的，执行力度是一方面，最关键的，秦国的屯田（营）制，从一开始就是创建在对屯户屯民们残酷剥削上的。
关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屯营，具象来说，更似一个个囚笼，足以禁锢空气的那种。
近几年来，关中屯户，迫于劳累与负担，几乎每年、每月，都能闹出点动静，逃户更是时有发生，民怨之重，长安高耸的宫墙都挡不住。
而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苛法暴政，却能坚挺至今，饱受攻讦与非议而不倒，其中的原因与道理，也同样冰冷刺骨。
所谓屯田系官员将吏的阻力，固然存在，但绝非根本，甚至只是一个对付非议，回护制法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牵扯到的，对统治巨大的利益。
可以说，从的旗帜在长安城头树起之后，关中屯营就是秦政权的血包，多年以来，源源不断地为秦国的扩张与发展提供着血液与能量。
就一条，哪怕到了天启元年，秦国治下各阶层、地域生产秩序已经全面恢复，朝廷每年的粮税进项，仍有近一半都来源屯营。
光靠丁税那点粮布，哪里养得起偌大一个统治阶级，再加之从关西那干豪强右族身上收税，光税收成本，就足够让朝廷头疼了。
哪有从屯营屯民收粮，来得容易，来得方便？
这些年，战争也好，大工也罢，乃至朝廷的俸禄、犒赏，但朝廷需要花钱派粮了，都难免从屯营设法，从屯民身上吸血。
此番关中大旱，在积极筹谋、稳定推进备灾工作之时，苟政君臣的底气，仍有一部分来源于屯营的贡献。
不知觉间，关中的屯营，已然成为秦国谋发展的一座蓄水池，一块帮助秦国应对所有风浪的压舱石...
然而，把整个帝国前进的负担，都压在那三四十万屯民身上，也显得过于沉重了。
乃至于，在屯户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许多人都希望，能作为附户、佃民，授赏给秦国的权贵们，宁肯为奴为婢，也不愿再屯营当牛做马。
屯田制下，让人看不到希望与未来，衣不能保暖，食仅能果腹，有如行尸走肉。当功臣权贵们的奴仆、佃户，或许还能得到一些身为私人财产的爱惜.
显而易见的是，秦国的高层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对屯营的牺牲与贡献，形成了一种近乎依赖的习惯其中关于维系政权统治的作用，是怎样一笔巨大的利益，也可想而知。
这笔巨利，大到苟政这个最高统治者，一度只能着良心，视而不见，任那些有识之士，如何进言，都难真正动摇。
王猛从未隐藏他对屯营的看法与态度，甚至是秦国最早提出要对屯田法进行改革的人。
不过，早几年秦国局面不好，王猛也很难忽视屯营对朝廷的作用，因而只是缄默。但私下里，王猛从未停止过对秦国屯田法与各地屯营的调查、了解与思考。
等他回朝拜相，更差人，进行全面的调研，并未改革除弊做着切实的筹备....
过去他王猛不在其职，不谋其政，而身为宰相，已然初步掌握朝局，权柄在手，他当然要按照他的治国理念来执政。
屯田改革，就是王猛用来推行他执政理念的一把大火。哪怕关系重大，牵涉广泛，甚至可能忤苟政之意，依旧勇于提出。
至于王猛所言，不成熟啊，让苟政指导什么的，自然只是客气的说法，他心里则打定了主意，势必改革旧制，为朝廷除一恶政积弊。
这一点，从王猛正式拿出的，大量屯田制现状分析以及改革的必要性论证，便可知了，他是做好了充分准备。
阁内安静极了，殿外知了声嗡嗡作响，听得人头直发昏。苟政努力压下心头的烦躁，仔细审读着王猛新呈上的奏疏，厚厚一叠，几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