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绝大多数荆州士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甚至不值得抬头望一眼，他们开眼看到的第一件事，仍是生存生计。
距离那场惨淡收场的北伐，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却远未消退，失败的战争给荆州乃至整个晋国臣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在持续蔓延，尤其是作为最终转嫁对象的底层黔首们。然于荆州的上层统治阶级来说，却一道不折不扣的惊雷，即便苟政想要称帝早有风声传来，但传言与事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悬殊，给人带来的触动也是迥异。
从北伐惨败失利之后，集团与荆州集团之间，就是死敌了，血海深仇，倾长江之水冲刷二十年，也未必能淡化。
王道蒙尘，贼势日炽，这已然让仁人志士兵痛彻心扉，而今那“天下第一逆臣”竞倒反天罡地称帝了并且，这几乎就是踩在桓温与荆州集团的脖子上，登上帝位。毕竟若非前年北伐之役，“荀逆”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僭越称帝。
对荆州集团的士族衣冠们来说，这是巨大的耻辱，而桓大司马又一次颜面扫地。秦帝国的诞生，就仿佛在提醒桓温那场惨败，提醒他在其中的“助力”，足以让他神经发痛。
三月十八日，大司马桓温西返江陵。
过去的一年里，桓温并不似以往那般常驻江陵，其中有大半的时间待在姑孰，带着兵马，那是他大司马府驻地。
而今形势终究不比当初，他桓大司马要实际地掌握晋国的内外大权，再长期待在荆州，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
姑孰则不然，据此以加强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控制力，也可就近挟制建康朝廷，一旦有变，东进“勘乱”，可朝发夕至。
桓温对东晋的执政时代，也由姑孰正式开启，去岁，在赶走王彪之，强势压服晋廷后，桓温在姑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安政抚民、富国强军之策。
感东晋内外交弊，桓温适时地提出《七项事宜疏》，深刻剖析晋国时弊，也向天下人宣告他的执政理念、纲领。
此事，极大扭转了桓温北伐失利与强压朝廷带来的风评于政治反噬，相当一批南方士人，都前往姑孰拜谒投效，桓温从中又提拔了不少人才，其大司马军府更加充实。
投效的人才中，甚至包含不少政治上的“对手”，当然政治上哪有绝对的敌人，还是利益形势所致，在桓大司马势倾东南的局面下，谁能顽抗？
从入驻姑孰之后，晋国的有识之士便意识到了，大晋的权力中心在姑孰，至于建康朝廷，只剩下一些光鲜亮丽的衣冠乘舆。
他们能够制衡桓温的，只有那一套千疮百孔的礼法制度，以及日渐式微的道德约束。
至于靠用强来反制桓温，但凡一个脑子正常的晋国公卿，都不会、也不敢做此妄想。
去岁，面对一个伤筋动骨的桓温，尚且被人吓得缩手低头，而况彻底稳住局面、开始恢复元气的桓温集团。
而目下东晋朝廷实际掌握的军力，不论是江北的谢奕，还是徐州的荀羡，抑或江东的世兵，可不是用来直接对抗桓温的，任他冠冕堂皇，得先为各家门户私计..
更何况，都督司冀兖豫诸军事、豫州刺史谢奕，若非桓温点头，若非两者之间的私交，岂能继谢尚之位，到江北统兵。
这里提一下，谢尚于去年病故于历阳，东晋朝廷由此损失了一根顶梁柱，而桓温也不用想方设法把谢尚调走了。
乃至于谢氏家族都很从心向桓温靠拢，一些谢氏子弟出仕，都要到桓温帐下经受一番“考验”，甚至把桓温的军府当做一个晋升的平台。
总之，经过一年多的整顿经营之后，笼罩在桓温头上的那片北伐失利的阴霾，已然开始消散，并且他对东晋军政大权的控制，也在由虚转实。
仅从政治实力来说，桓温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而话说回来，走到这一步，似乎与北伐的关系不大，完全是一种“窝里横”式的成功。或许，午夜梦回之时，桓温也会反思，这北伐的意义何在？
当然了，也不能否认“北伐”这面旗帜的作用，若非如此，桓温岂能在早期获得那么大的声望与政治资本。
如今这面旗帜虽然染尘褪色了，号召力也严重下降，但于桓温而言，仍旧是一个需要时随时就能利用的政治工具。
此番，桓温返回江陵，一是正常履职巡察自己的“领地”，二则是为处理苟政称帝带来的忧虑与风波。顺带着，也避一避来自建康的压力。
要说苟政称帝，最为破防的，大抵就是建戛纳内的那干王公士族了，其反应，也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