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身体还没彻底垮掉，趁着夏阳监整改期间的紊乱与松懈，至于能否发动一场暴乱，这是毋庸置疑的。
几个月的折磨与虐待，所有羌俘心中都恋着一口仇恨的怒气，只待彻底激发出来罢了，而姚显然是有这个能力与威望的。
与其被折磨至死，不如放手一搏，最多也不过一死罢了。而姚也没有什么周密完善的计划，如此处境，也没有那条件，也不想着所有人逃脱，那更不现实。
能跑多少，是多少，只需冲破牢笼，逃脱追捕，悬崖也好，绝壁也罢，一往无前，至于之后，各安天命..：：：：
不过，甫定决心，还未找到合适时机发动，姚的暴动逃亡计划便天折了。事情，有了转机。
晋永和九年（秦正统元年）暮春，当王羲之在会稽山阴，呼朋引伴，曲水流觞，吟风赏景，纵情山水之时，中原形势又悄然发生着新一轮的变化，由与姚羌之间的秘密勾连开始。
说来或许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去年还在洛阳、许昌打生打死，被秦军击碎西进梦的姚襄，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便与秦国坐上了谈判桌。
并且，是姚襄主动遣使寻来，而姚等羌俘，便无疑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姚襄是何等骄傲一人，却被逼得向低头，可想而知，在正式投靠东晋之后，姚襄的日子并不好过。
再加之，对在押秦国的那批部曲，尤其是嫡系的羌众，姚襄也始终惦念着，不敢遗忘、抛弃。大抵存在着一种愧疚心理，在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后，姚襄终是选择遣使西来。
就在苟政称王建制后不久，姚襄魔下从事尹纬，代表姚襄潜行至长安，求见苟政，表达缓和关系之意，希望能以财货赎回自己的部众。
正常情况下，这种近乎异想天开的请求，苟政是断无可能同意的，回应大抵也是拒绝。毕竟双方在关中的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早已势同水火。
不过，对已然逐步向政治家进化的苟政来说，考虑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他本就很少意气用事，更不会为些许仇恨而蒙蔽双眼，影响判断。
面对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仇恨，苟政在应对之时，也更习惯从利害的角度出发..：：：
而对开国后的苟政来说，姚襄的确能带来利益，或者说具备利用价值，尤其在挑动中原的形势与冲突上。
更何况，那个时候，苟政正因一事而头疼，而姚襄来使，正可解决。
起因还在洛阳大战的俘虏身上，那些姚氏子弟与羌俘，苟政自然没有收服的欲望，转化率太低，成本太高。
但其馀姚军俘虏，大部分可就被苟政吞下了，那些普通的、下层士卒自不必多说，关键在于其中一批有家有室、有根有底的士人与豪强，却不太好安排。
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太原薛赞，这是此前姚襄魔下的重要谋臣，一战被俘。因其名声，苟政自有收服之意，也曾遣薛强、任群等人劝降。
而薛赞，在易主而任上，自然没有过多的思想与道德负担，面对苟政的招揽，也相当动心，尤其在亲眼见识、亲身经历了秦军的强大，以及日见崛起之势的气象。
但薛赞还是拒绝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与那些底层的士众不同，薛赞作为姚襄的高级幕僚，可是拖家带口的，他本人虽被俘，但族众与家人可滞留关东。
并且从后续探得的情况来看，其家人部曲，都在姚襄南迁部众之列，薛赞若降，消息传出，其家小必为姚襄所害，尤其在苟姚两方之间互为仇的情况下。
而类似薛赞这样身份的高级俘虏，还有不少，而除了零星为求自保，甘愿献祭家人的狠人，大部分都有这方面的顾忌。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暂时隐姓理名..：：，
但是，作为一个惜才如命的君主，自然要表现出足够的担当，要为来投之才干之士解决切实问题，方使来者则安。
秦王对各方才士，一向来者不拒，从来善加委任，而为了表示对来投贤才的关怀与重视，甚至不惜与生列仇敌谈判。
这样的消息传扬开来，不论对苟政本人的名声，还是对秦国的“人才战略”，显然都是有好处的。
而尹纬奉命西来，则恰逢其事，于是他“破冰之旅”得以一种顺利的方式展开，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有了可谈判的空间。
双方各有所求，亦可各取所需，只看能否接受对方的条件罢了。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此事上，秦国这边占据绝对的主动权。姚襄对那批羌俘的须求与迫切，俨然要更高。
于苟政而言，达不成共识，损失终究有限，再不济，他也能把那些羌俘用到死，榨取最后的价值。
发配到矿山，本身就是为了通过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解决这些难以收服的姚羌部众，只是屠杀俘虏，终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