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在未来很多年，苟政的开年第一令，都会将重点放在农桑之事上。
天下问题，不过衣食，对小民来说，再没有比吃饭、穿衣更重要的事情了。
作为关西的王，想要长久地巩固维系自己的统治，就得想方设法，治本于农，务兹稼稿。
苟政甚至不敢妄谈衣食饱暖，这对关中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与形势来说，要求可过高了。实事求是地讲，能少些因冻饿而死的人，就是苟政偌大的功德了。
而苟政的《劝农令》，其意义大抵也仅停留在字面意思，重点在于鼓励、劝导，他实在没法提供更多福利性政策了，既不能免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耕牛、
农具当然，苟政能够在整体上，使关中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治安局面下，就已经是对农业水平恢复相当突出的贡献了。
饱受离乱之苦的士民们，实在不难满足，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安稳的环境，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哪怕一穷二白，依旧能进发出超乎人想象的能量。
苟政重农劝桑，是为统治利益，而黔首们辛苦劳作、积极生产，却是为基本的生存。根本利益或许不同，但导致目标却是相同，而在当前这个阶段，农事需要政权直接干预的，事实上并不多。
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或许效率低些，但绝对是疗治沉重症的良策。
这一点，经过这几年对关中，尤其是长安三辅地区的治理，苟政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事实结果，比任何言语，都具备说服力。
如果对苟政入主长安这三年间，雍州各郡农业生产，进行统计分析，就会发现，其生产力水平几乎是呈指数上涨，而这伴随着苟军连续的战争胜利以及关中治安日趋稳定。
而在这部分恢复的生产力，主要由长安政权主导的各地屯营以及地方豪强士民自发垦作创造，而地方土民生产的成果与积极性，是越发胜过官府屯田了。
说过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一“高陆奇迹”。当初高陆士民，在毛氏率领下，
与苟军对抗，后又经苟起一番迫害，受创之深，可谓三辅士民之最。
不过，在苟政免两年税赋，并发还土地、财产之后，经郭铣一番治理，这两年下来，不论是治安民心，还是耕作产出，比之从前都有翻天复地的改观。
一些流落在外的原高陆士民，闻讯之后，也纷纷从各个特角返回家乡。
就在去年，苟军东出作战之时，郭铣甚至主动向长安贡献了三千斛麦子，说是高陆士民，主动奉献，聊表心意，以资大军。
此事，还引起了苟政重视，怕是郭铣为了政绩，强出头。
所得结果，倒没有让人失望，这部分粮食，来自一些有“觉悟”三长，带人主动贡献，还有一部分则是郭铣组织流民屯垦所得。
区区三千斛粮，对于数万大军之消耗，自是杯水车薪，但这却是高陆经济、
民生、治安恢复发展的有力证明。
而凭着治理高陆的政绩，郭铉得以在含光殿授封大典上，被擢为新平太守。
左相的长子，秦王的大舅子，只要出点成绩，升迁渠道必然是畅通的。
与地方上的生产恢复相比，由苟氏政权主导的关中屯田，在经过将近三年的快速膨胀与扩充之后，却日见委顿，问题重重。
当初王猛指出的屯营问题，正越发深峻，而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大抵是各营屯民，生产积极性逐年下降，生产效率严重低下。
曾经，苟政也一度怀疑，都说屯田是生产恢复的不二法门，怎么他越搞越难。但慢慢的，经过王猛的调研，苟顺、郭将、贾玄硕等文武的多方汇报，他也渐渐明悟过来。
造成这样的情况，管理上的问题很大，苟氏帐下，根本没有足够的治理人才，去保证儿十万屯民、数百万亩屯田，有序运转、生产，充斥屯营间的职更们，大多是些丘八老粗，作风粗暴，手段匮乏。
而寻根究底，还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分配上的矛盾，苟氏之屯田，对屯民压迫过剩，普通屯民，丧失自由，缺乏灵活，几乎没有任何生产剩馀可供其分配，
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是丧失的。
但为了保证各项战事的最终胜利，为了维持长安政权的运转，为了养军、养官，苟政只能狼下心，苦一苦屯民们。
毕竟，粮食与衣裳，不会凭空产生..：：..如此苛刻的屯田法，如此涸泽而渔，自然使本该有些生命的屯田制度，快速丧失活力。
为此，在过去的一年中，苟政已经着手，推进各大屯营的整顿改革，比如化大营为小营，安排更多投效的才士进入屯营管理，对各营实施三长
但这些手段，只能缓解，却不改变根本。在苟氏的酷法之下，关中屯田，从一开始就有些走歪了，是有些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