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秋收之后，长安遣人去高陆，催缴秋粮，苟起傻眼了，那个时候的高陆，别说两万斛粮，就是缴一半都困难啊。
在这种情况下，苟起动起了脑筋，意图通过一种“多饿死、冻死几个人”的办法，筹集粟、麦，就是这样，距离两万斛依旧有差距。
高陆倒不是完全没有潜力了，只不过，那得苟起自己以及他下属的军吏、部卒们出血，这就难做了。于是，在高陆屯民聚众为乱，抢夺“官粮”以过冬时，
苟起秘密派人携带礼物到长安，找到当时负责点检屯粮入库的计吏，一番威逼利诱，要求李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做入库帐目，意图蒙混过关。
李绪乃是当初苟政于招贤馆接见的三名寒门士子之一，因其通算术，入刺史府后，被郭毅安排为计吏。此番，长安对关中郡县进行秋粮征收，包括各地屯田，输送长安粮秣甚多，于是李绪也被派作辅佐秋粮入库点检的计吏之一。
苟起并没有将李绪这种寒门出身的小吏放在眼中，自负地认为此人容易拿捏就犯。
而苟起的威胁，让李绪既恐惧又为难，他自然不敢得罪那行事粗暴狠辣的苟氏族将，但更不敢在秋粮入库的事务上以身犯险。
因此，只有片刻尤豫，李绪便设计，带领几名仓库吏卒将苟起的使者绑了，
然后带着人与礼物前去拜见长史郭毅，将事情经过上报。
得知情况的郭毅，表情十分精彩，在经过对使者一番细致的拷问后，郭毅方拿着口供去找苟政，听其处置。
不过，对于此事，苟政显得很平静，甚至说了句，苟起做出这等事很正常。
彼时，正逢高陆民乱爆发，弹乱才是第一要务，倒也没有急于处置。
只是，随着高陆民乱的爆发，苟起在高陆欺上瞒下、茶毒屯民的那些个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可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才有乱事初定，苟政即遣公府军法队前往高陆索拿苟起之事。
高陆屯民动乱，给苟政带来的损失，除了因调兵戴乱耗费的兵马钱粮，以及因平乱造成的几千伤亡之外，最严重莫过于名誉与声望的打击。
原来，号称明德仁义、明察秋毫、宽容爱民的苟公，手下也有苟起这等凶狠暴虐的将领，并且纵容其为害高陆士民长达半年之久。
这对苟政嘴上一直高喊的“救民水火、与民生息”的政治口号，无疑是一种打击，给那些光鲜亮丽抹了层难以拭去的灰色，也让那些心怀贰意的关西豪右有了最合适的宣传口实。
对渭南、渭北土塬上，那些已经展开、即将展开的屯田屯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与警醒。第一次高陆百姓生乱，还可以看作毛难等氏酋衔怨不服，背反作乱，但这一次裹乱的，可都是接受苟军编制的老老实实的士民百姓.....
隶属于苟氏集团的关中屯田民们，在苟军的保护下，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得以进入到正常的屯田劳作生产秩序，但日子实则很艰难，依旧饥寒在线挣扎，饱暖是奢望，勉强活着罢了。
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他们麻痹、洗脑、约束，尽可能让他们老实安分地为苟氏集团的发展卖力贡献，才是屯田将吏们该专心致力于的事情。
高陆那边的情况，影响恶劣正在于此，苟起为首的屯田将吏的做法，恰恰与屯田之目的、苟政治政之基本策略背道而驰，并且极易引起连锁反应。
而不管是高陆的屯民骚乱，还是新安的河南流民之乱，无不昭示着一点，当底裤被扒掉之后，苟政主帅的苟氏集团，与此前残暴的羯赵以及地方作恶的豪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是时局导致的残酷现实，苟政当然一直有志于改变这种情况，但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屯民的剥削只是其中一种。
等到进入腊月，在高陆民乱的恶果已经发生，并且开始扩散的时候，苟政当然要进行善后。高陆屯民之心，短时间内基本不要想着挽回了，但其他关中土民、屯田百姓，可都看着、打听着。
而苟政的善后，正是从逮捕高陆都尉苟起开始，并逐步对高陆的屯田军吏们进行清洗，他首先得保证，屯民乃至关中士民的愤怨，不能直接撒向他自己，他这个关中之主。
苟起及其部属，甚至其他有作奸犯科、欺虐屯民犯行的将吏，显然是最好的替罪羊。“苟公”是仁义的，只是为人小人酷吏欺瞒，导致民众受苦罢了。
当他幡然醒悟的时候，也是及时改正，甚至不惜大义灭亲，毕竟，苟起可是苟氏族人。基于这种背景，苟起的下场不言而喻，从他被索回长安、羁押下狱，
就注定了此次不可能再同以往苟氏族将犯罪那般高举轻罚、大事化小。
在永和六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几乎整个长安都为“苟起案”而牵动人心，为了更好的宣传效果，苟政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