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得有多少年，没有如此热闹、充满生气了？对一些长安老人来说，这种持续数月的安定乃至繁荣，实在是难能可贵。
虽没有具体统计，进入中秋时节的长安，又添了几千人口。这几千口中，构成是丰富多样的，有陆续迁来的苟军文武家小，有来投的关西才士，有地方官长、豪强的质子，还有几占一半的来自各地的商贾及随从。
在这里有一个背景，苟政统治下的长安，对外来人口，是有严格限制的，除了旧有士民，普通人在没有京兆官府发放路凭的情况下，是无法自由进入长安的。
禁制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严格限制人口，尤其限制那些脱产人口。不是长安容纳不了更多人，实在是若不加限制，那么长安的人口必然不断加多，在物质严重匮乏的当下，物资供给问题必然爆发，苟政苦心孤诣攒下的一点家底，可是经不住浪费的。
因此，在这个时期往来出入长安的，都是一些有身份，或者从事特殊服务的人群。规模最大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商旅驼队，对这部分人，官府是没有限制的，相反十分支持。
正是这些人从各地将长安需要的、不需要的各种物资，转运而来，交易售卖，方才丰富了长安的物料供给。长安作为关西的军政中心，通衢枢钮，具备有天然的商业区位优势。
在骚乱不止、动荡不已的时候，尚且往来不绝，待治安秩序得到恢复，市面的繁荣重现也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更为关键的是，京兆府关于城市管理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表示，凡携物料牲器于长安市内交易者，一概免税。
同时，河东解盐源源不断进入关西，除了输配各郡国的官盐之外，苟政将长安市场作为关西地区治下唯一一处食盐交易场所，包括繁荣了一年多的蒲坂盐市都被勒令关闭。
作为苟政手中最重要的一条财源，苟政有极其强烈与主动的意愿，去保护、
发展、扩大乃至限制，以维持一个良好的以保证苟氏集团利益的运转秩序。
这种打破案白、锐意进取的非常规办法，其中显然带有浓浓的苟政的意志，
在生产废弛、物资匮乏的大环境下，苟政深刻地明白，在长安的治理上，如何养活这数以万计的官军士民。
因此，如何丰富长安城内的物资，如何让各商贾、豪强、右族们愿意将财货运到长安来，才是制定政策办法的指导方向。
而一旦各项物资聚散而来，作为长安乃至关中的主人，苟政难道还没有办法取之用之吗？与之相比，当前市场环境与体量下的一点商税，则不值得计较了。
对永和六年秋的长安来说，苟政关于市场建设的指示办法，无异于一股清流暖风，涤化浑浊的环境，吹散箫条的阴云。
随着消息的传开，散落于各地那些在黑暗日子里维持着关西贸易的行商势力们，迅速投入以极高的热情，往聚长安。
有些怀疑的目光是在所难免的，但有些积极分子却象苍蝇闻到屎味一般，热情高涨地往长安而来，比如苟政西征之初于蒲坂“解放”的那些关西行商，他们与河东时期苟氏集团的交易中，已经创建了初步的信任，如今苟政的名望愈高，
苟氏集团的势力愈强，就更有合作的冲动。
免税与解盐，仅此二条，便足以对商贾形成致命的诱惑，更何况还有巨大的长安市场，以及不断恢复的市场环境。
当然，苟政关于贸易的优惠及保护政策，仅限于长安，一则在眼皮子底下可以随时观测、调整，二则其他地方就是有心暂时也无力，任何策略与条令，在执行方面永远是最大的难题，在民政事务上其复杂程度则要翻番。
因此，如果说永和六年秋的长安是一片复兴的商业乐土，那么在长安之外，
依旧充满了各种艰难与危险。而能够享受到这波“政策红利”的，显然只有那些有一定背景、靠山、资源，并且能够将各地物货输运长安具备一定自保能力的夷夏武装商队。
没有抵御风险能力的平民，并没有那个资格，也不在苟政与郭毅制定政策之初的考虑范畴。要知道，一般人甚至连长安城都没资格进。
然而，永远不要忽略人的创造力与积极性，当有利可图并给他们获利的机会后，总是少不了善于把握并付诸实践的聪明人。
长安城大，管制严厉，但绕城周围百里的城郊地区，作为长安的直接辐射局域，却逐渐形成了七八处远近不一、规模不等的墟市。
周遭村聚、堡壁的百姓，为了获取工具、食盐、针头线脑等生产生活用品，
带着从地里辛苦刨出的土特产品赶到就近墟市，进行交易。
同时，还有一些聪明的长安小市民，仗着天然的进出长安城的资格，大的买卖做不了，但做个二道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