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阳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交缠成比任何参数方程都美的曲线。雾玉墨望着狼吞虎咽的林硕之,忽然轻笑——原来有些棱角,终究会被温柔磨成绕指柔,就像当年撕碎的画稿,如今成了爱人眼中,最珍贵的星辰。
......
2015年的央美画室飘着松节油的气味,雾玉墨叼着炭笔盯着未完成的《星夜下的鹿》,听见身后传来窸窣的脚步声。不用回头也知道是隔壁油画系的女生,牛皮纸袋里装着草莓大福和印着银龙的信封——这是本周第三封情书,收件人处画着歪歪扭扭的鹿头。
“谢谢,放桌上吧。”他头也不抬,笔尖在鹿眼处点下银粉,直到纸袋轻放在画架旁,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补了句,“大福给雕塑系的陈哥,他刚打完石膏。”
女生红着脸跑开,画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口哨。雾玉墨揉了揉婴儿肥的脸,对着落地镜皱眉——明明每天只吃沙拉,下颌线还是软得像棉花糖,偏偏总被说“可爱”,连雕塑系的糙汉师兄都捏他脸喊“小墨团子”。
“再捏老子砍你雕塑!”他抄起雕塑刀作势要追,刀刃却在晨光里闪过温柔的弧度——这把刀是大二时,为保护被混混骚扰的学妹从对方手里抢来的,后来被陈哥磨成了刻刀,刀柄缠着他随手画的银龙纹。
央美的夜晚总在画室度过,雾玉墨支起折叠床,把《鹿与月光》的初稿藏在床垫下。父母的电话在午夜响起,母亲又说起“留在北京当大学老师”的规划,他盯着天花板上的石膏像投影,忽然想起十七岁在青城山捡到的银龙玩偶——那时他总在画稿角落藏龙爪印,以为没人发现。
变故发生在大四寒假,父亲撕毁《巴黎圣母院幻想》的水彩稿时,纸页撕裂声比暖气片的嗡鸣更刺耳。雾玉墨看着满地碎纸,忽然想起陈哥说的“好的画作会自己找主人”,可这次,主人是他自己,是塞纳河畔未完成的调色盘。
“我偏要去。”他攥着姐姐偷偷塞的银行卡,在雪夜敲开陈哥的工作室。师兄递来的烟刚含上唇,就被推门而入的Echoide抢走:“戒了,不然不帮你改法语简历。”
于是央美后巷的路灯下,总看见个顶着婴儿肥的少年,对着手机背动词变位,羽绒服口袋里装着姐姐寄的润喉糖。他在798画廊当搬运工,搬画时被木刺扎穿手掌,却笑着对客人说“这是银龙的爪印”;在深夜画室练《Overdose》的舞蹈,镜子里的腰肢比画中的鹿还要柔软,却在被陈哥偷拍时,追着人跑过整条走廊。
最狠的一次是毕业展,他在《龙与星夜》的雕塑底座刻下法语“Je vais te trouver”(我会找到你),没人知道这是给巴黎的暗号。父亲来观展时,他故意扬起下颌,让对方看见新纹的鹿形纹身——在锁骨下方,藏得很深,像他藏得更深的倔强。
离开北京那天,Echoide在机场塞给他一袋可颂:“到巴黎要是饿了,就想想你追着面包渣跑的样子。”雾玉墨翻白眼,却在安检时摸了摸口袋里的银龙吊坠——那是用卖画的钱买的。
巴黎的第一年,他在玛黑区画素描,用炭笔在速写本上记录下颌线的变化。当第一个创意总监offer寄来时,他正蹲在玛黑区的咖啡馆,给可颂梳毛——这只柯基是在垃圾桶旁捡的,跑起来像块滚动的黄油面包,就像他当年追着梦想跑的样子。
如今对着镜子,雾玉墨摸着已经锋利的下颌线,忽然想起陈哥说的:“小墨团子终于长成银龙了。”可只有在视频时看见姐姐,或是被林硕之揉乱头发时,才会露出当年藏在画室折叠床下的柔软——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总被说“可爱”的自己,会在异国他乡,遇见愿意收藏他所有棱角与温柔的人。
而央美画室的废纸堆里,那些没拆开的情书,终究成了时光的注脚——就像他藏在床垫下的初稿,终究在巴黎的画布上,绽放成最璀璨的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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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硕之的童年是被爷爷的快板声泡大的。老胡同的槐树荫里,爷爷踩着三轮车卖糖画,他蹲在旁边啃芝麻糖,看糖浆在铁板上凝成银龙,听竹板敲出《武松打虎》的调子:“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小胖手跟着节奏拍腿,裤腰上的钥匙串叮当作响——那是帮爷爷看糖画摊的“工作证”。
母亲离开的那年春天,首尔的樱花正盛。林硕之看着行李箱上的韩文标签,忽然想起母亲总说他的眼睛像父亲,单眼皮里盛着海河的水。离婚协议书上的钢笔印还没干,父亲就把他塞进天津的重点中学,说“学医才有出路”,却没发现他课本里夹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