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废弃的铁路桥墩下看过黄昏，锈红的铁架把天空切割成锐利的几何图形，一列迟到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车窗反射着最后一抹光，像一串断断续续的、金色的摩斯电码。我在即将拆迁的老城区天台看过黄昏，夕阳给斑驳的爬山虎和破烂的“拆”字涂上同一种悲悯的暖金色，下面巷子里传来老人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和远处打桩机的咚咚声混在一起。我在郊野公园未开发的湖边看过黄昏，光是在水面上不是倒影，而是铺开成一片颤动的、熔化的金箔，一只白鹭单腿立在浅滩，一动不动，仿佛和它自己的影子一起，成了黄昏的一部分。
每一次，我都想起老陈的话。我有点理解他了。这不是浪漫主义的感伤，也不是对工作的厌倦。这是一种更根本的、近乎生物性的需求。就像深海鱼需要高压，就像某些植物需要定期的山火，人的灵魂深处，或许也需要定期被这种原始的、未被驯化的、庞然大物般的美，碾压冲刷一次，以防止内在的某个部分在恒温的、数字化的、规整的生活里彻底钝化、坏死。翘班，是仪式，是叛逃，是给自己注射一针感官的强心剂，是确认自己还活着，还能被“美”如此原始粗暴地击中。
我甚至开始做一些更“离谱”的记录。我不再用部门的仪器，而是用一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镜头有点刮花的胶片相机，拍那些黄昏。我不追求构图完美，只捕捉那一瞬间光线给我的“一击”。我在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用文字描述，不是描述颜色形状，而是描述感觉：“像听见一声低沉的大提琴弦断掉。”“像后脑勺挨了一闷棍，却不疼，只嗡的一声。”“像整个胸腔被换成了一团温热的、蓬松的云。” 我也开始留意黄昏里的人们。便利店门口蹲着抽烟的店员，望着天边眼神空洞；放学的小学生追着被拉长的影子蹦跳；菜市场里守摊的老妇人，就着最后的天光仔细地择菜，侧脸安详得像一尊佛。他们都在经历这个黄昏，以各自沉默或喧闹的方式。黄昏平等地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但只有“翘班”出来、无所事事凝视它的人，才接住了它那份最沉重的礼物。
有一次，我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土堆上，遇到了一个也在看黄昏的人。是个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建筑工，安全帽放在一边，手里夹着廉价的香烟。我们并排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最后，他吐出一口烟，用浓重的外地口音说：“这天，烧得跟俺们老家炼铁那炉子似的。” 我点点头。他没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也没问他。我们共享了那几分钟的沉默和天空，然后他掐灭烟头，戴上安全帽，走下土堆，回到那个即将成型的、框住未来无数个黄昏的钢筋水泥骨架里去。那一刻我觉得，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需要“翘班”出来面对的黄昏，只是形式不同。
我的异常终于引起了注意。主管找我谈话，委婉地提醒我最近“外出巡检”频率太高，而且情绪波动传感器的返修率异常（我谎称不小心弄坏了几个）。莉莉也偷偷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总是神秘兮兮地跑掉。我只是笑笑，说发现了几处不错的散步地点。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进行一项孤独的、没有kpi的、却至关重要的工作：抢救我自己的感官，对抗一种无形的、将一切体验都压缩成数据的扁平化生活。
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我正对着窗外又一次“合格但平庸”的黄昏走神，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明天下午四点，老地方，最后的黄昏。陈。”
我的心猛地一跳。老陈？他回来了？还是他一直就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这些日子的“游荡”？“最后的黄昏”是什么意思？我有很多疑问，但手指打出的回复只有一个字：“好。”
第二天，我请了年假。下午三点，我就来到了那片城东的荒地。景象让我吃了一惊。不过几个月，这里已经变了样。荒地边缘立起了高大的蓝色铁皮围挡，上面印着某着名地产集团的logo和“璀璨新城，敬请期待”的广告语。推土机和挖掘机像钢铁巨兽一样蹲伏在远处，已经铲平了一大片草地。我找到那块高地，它还在，但站在上面，已经能听到机械作业的隐约轰鸣。空气里尘土味更重了。
老陈已经在那里了。他穿着退休老人常穿的那种灰色夹克，背有点驼，但眼神依然亮得惊人。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没寒暄，只是指了指西边：“今天，看仔细了。不一样的。”
我们并肩站着，像两个等待秘密仪式开始的信徒。时间流逝，接近四点。城市的轮廓又远了一些，因为楼更高了。但今天的天空很干净，几乎没有云。我有些疑惑，这样的天空，能有什么特别的黄昏？
四点整，太阳开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