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那扇窗户杀死的。准确说，是窗户外面那堵墙。我坐在工位第九年零三个月，每天有七小时直面它。墙体贴着劣质白色长条瓷砖，雨水渍痕像一张张模糊哭泣的侧脸，裂缝里长着永不绿也永不死的苔藓，一种介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颜色。我熟知每一道污迹的形状，熟知午后三点半阳光会以何种角度，在哪个瓷砖角落，挤出一小块苟延残喘的光斑，停留十七分钟，然后像被抽走脊椎般软塌塌地消失。我的工作，说来简单，是把一堆数字从a表格搬到b表格，给它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偶尔调整一下“队形”。隔壁小刘说这活叫“数据清洗”，我觉得像在给无数个看不见的幽灵梳头，编一条永无尽头的辫子。直到那个星期三，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我第八千六百次抬头看那堵墙时，墙突然动了。不是裂缝在动，是整面墙的“存在感”像受热的塑料膜一样，朝我微微鼓胀了一下，又缩回去。我眨眨眼。一切如常。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就像你长期注视一个字，那个字会突然变得陌生，剥离所有意义，只剩扭曲的笔画。那堵墙，对我剥离了它作为“墙”的意义。它变成了一堆被强行粘合在此处的、沉默的、有恶意的物质。这个瞬间之后，我发觉自己能“折叠”东西。不是折纸。是折叠“空间”，或者更准确说，折叠“事物存在的状态”。第一次是无意的。我看着桌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子蔫黄，水培玻璃瓶里悬浮着可疑的、棉絮般的根须。我忽然想，它这么“摊”着，真累。念头闪过的瞬间，绿萝，连同瓶子里的水和那团悬浮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唰”地一下，对折了。不是物理对折，它没有断。它变成了一个“二维”的、绿萝形状的薄片，静静地贴在桌面上，像一个过于逼真的贴纸。我吓得碰翻了咖啡。褐色液体漫过那片“绿萝贴纸”，毫无阻碍，仿佛它只是一张图案。我试着用指甲去“掀”它的一角。我能感觉到极轻微的、纸一般的厚度和阻力。我把它掀了起来。离开桌面的一刹那，它“噗”地一声，在我指尖恢复了原状，湿漉漉的，滴着咖啡，叶子似乎更黄了。我心脏狂跳，不是因为恐惧，是一种近乎晕眩的、发现新玩具的狂喜。我看向那堵墙。折叠它？念头太庞大了，像蚂蚁想吞月亮。我转向手边的马克杯。上面印着“奋斗”，杯沿有个小缺口。凝视。想象它被“对折”。马克杯悄无声息地扁了下去，成了一个二维的、带有“奋斗”字样的平面图案，贴在鼠标垫旁边。我把它“揭”起来，像揭下一张过于坚硬的贴纸。它在空中舒展，变回杯子，温水（已经凉了）晃了出来。我学会了控制折叠的“维度”和“方式”。我可以把一叠文件折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像压缩饼干似的硬块，揣进口袋，需要时抖开，纸张纷飞落下，毫发无伤，连墨迹都未晕染。我可以把中午难吃的外卖盒饭，折叠成一个油腻的、颜色可疑的三角形小片，扔进垃圾桶，节省空间。这能力让我着迷。我开始在朝九晚五的牢笼里，进行一场场静默的、无人知晓的叛逃。我用回形针练习。把一根银亮的回形针，折成一粒几乎看不见的银色小点，粘在指尖。再把它展开，拉长，扭成一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星星。隔壁小刘抱怨他的多肉又长虫了，圆滚滚的熊童子叶片背面布满白色蚜虫。趁他去厕所，我把那盆多肉折成了一片薄薄的、毛茸茸的绿色地毯图案，然后用胶带轻轻一粘，把所有“虫子图案”粘掉。再展开时，多肉光洁如新，小刘回来啧啧称奇，怀疑自己眼花。这游戏我玩了大概两周。直到我折叠了部门经理老王的一次训话。那是一个冗长、充满陈词滥调和隐形打压的下午会议。老王站在投影幕布前，唾沫横飞，讲述着下一季度的“攻坚”和“赋能”，他的领带像一条僵死的蛇。我坐在下面，忽然想，如果他的声音，他话语里那些空洞的词汇，他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可以像一张废纸一样被折叠起来，该多好。我凝视着他，不是看他的秃顶或油鼻，而是看他所代表的那个“场”。我集中意念，想象一个无形的折痕，从他喋喋不休的嘴开始蔓延。然后，奇迹发生了。不，是诡异发生了。老王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意义”被抽干了。那些“闭环”、“抓手”、“痛点”、“增量”，变成一串串毫无意义的音节，像某种坏掉的乐器发出的噪音，在会议室里空洞地回响。老王本人的形象也开始“变薄”。不是物理上变薄，而是他作为“部门经理”、“权威”、“压力源头”的这些属性，像一层层脱落的墙皮，被无形地折叠、压平、收拢。他还在动，还在挥手，但看起来像个蹩脚的、忘了充电的机器人，动作滞涩，表情停留在一种茫然的亢奋上。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都“扁”了。同事们脸上惯常的麻木、恭维、走神，都被压成了一种平面化的、呆板的背景图案。会议提前结束了，没人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说不出的疲惫和无聊。老王走回办公室时，差点在平坦的地毯上绊一跤，他好像忘了怎么流畅地走路。我知道，我折叠了这次会议“令人厌恶的核心”。留下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进程。这次实验之后，我的野心膨胀了。朝九晚五的格子间，已经无法容纳这种奇异的躁动。我开始在上下班路上，折叠更庞大的东西。早高峰的地铁，拥挤得像沙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