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里斯走下舷梯，重心有些不稳，右手紧紧握着那根黑檀木手杖。杖尖每次点地，都会发出一声沉闷的“笃”。这声音在空旷的停机坪上显得格外单薄，象是一个跛脚的旅人敲打着紧闭的城门。
巴克靠在那辆黑色辉腾的引擎盖旁，手里捏着一份报纸，正在看上面的填字游戏。
看到弗洛里斯下来，他既没撑伞，也没上前搀扶，只是把报纸折好，塞进大衣口袋。
“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巴克拉开车门，随口说道，“刚好赶上晚高峰。
M—30环路（马德里环城高速）现在堵得象个停车场。希望您的膀胱在飞机上排空了。”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
弗洛里斯把手杖扔进后座，整个人把自己扔进真皮座椅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车子滑入雨幕。
车窗外，马德里的街景在雨刷的摆动下变得支离破碎。路过卡斯蒂利亚大道时，弗洛里斯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黄色的工程吊车，长长的吊臂死气沉沉地垂着，上面挂着一个红色的气球，大概是哪个孩子不小心松手飞上去的。
那气球在灰色的雨里被风扯得东倒西歪，却死活不肯破。
“那吊车停了快半年了吧？”弗洛里斯突然问。
“七个月。”巴克看了一眼后视镜，“建筑商破产了。现在全西班牙只有两个地方还在动土，一个是教堂的墓地，一个是佩雷斯先生的工地。”
车载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LadyGaga的《BadRonce》，那是2010年最洗脑的噪音。
“换个台。”弗洛里斯闭上眼，“这女人吵得我头疼。”
巴克伸手关掉了收音机。车厢里只剩下轮胎碾过积水的沙沙声侍者库斯托迪奥（Custodio）——这位已经在Zalacaín餐厅服务了三十年的传奇侍酒师，正象对待一枚未爆炸弹那样，小心翼翼地将一瓶1994年的Vga
SiciliaUnico（贝加西西里亚）注入醒酒器。
暗红色的酒液撞击玻璃壁，发出丝绸摩擦般的声音，散发出一股陈年皮革和雪松混合的香气。
这里是马德里权力的后花园。墙上挂着戈雅风格的挂毯，厚重的红木护墙板吸走了所有的杂音。在这里，人们习惯压低声音说话，仿佛每一句话都会影响第二天马德里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
他正盯着盘子里那道着名的“特拉戈里式鳕鱼”（BacalaoTellagorri）。
这道菜以酱汁浓郁着称，但今天，或许是为了照顾老人的健康，厨师特意减少了盐分。
“库斯托迪奥。”弗洛伦蒂诺突然开口，声音干涩。
“先生？”侍酒师微微躬身。
“下次如果厨师再把鳕鱼做得象圣周（SenaSanta）的斋饭一样没味，我就把他送到我的工地上搬砖去。”老头子用叉子拨弄了一下那块鱼肉，一脸的厌倦，“我花钱来这也是为了受罪吗？”
。这位阿根廷人很清楚，老板抱怨的从来不是鱼。
“大概是因为最近马德里的空气太潮湿了，影响了胃口。”巴尔达诺手里捏着那个从来不点火的银烟盒，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上面的花纹，“或者是————外面太吵了。”
“笃、笃。”
一阵不急不缓的敲击声从厚重的地毯上载来，打断了这场关于口味的抱怨。
弗洛里斯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急着入座，而是先将那根沾了雨水的黑檀木手杖交给门口的侍者，然后极其自然地解开了大衣的扣子。虽然左脚那只灰色的保护靴看起来有些滑稽，但他走进来的姿态，就象是刚在隔壁谈完一笔并购案，顺便过来蹭顿饭。
“晚上好，先生们。”
弗洛里斯拉开椅子，整个人陷进柔软的天鹅绒里，长出了一口气：“还是这里的椅子舒服。飞机上的座位硬得象是在坐电椅。”
弗洛伦蒂诺通过镜片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指了指那瓶刚醒好的酒。
巴尔达诺倒是显得有些急切，身体微微前倾：“巴黎那边怎么样？我是说————你的伤。”
“老样子。”弗洛里斯接过侍者递来的温热湿毛巾，擦了擦手，“医生说还要两周。不过好消息是，至少现在我不用担心过安检的时候钢钉会响。”
这是个冷笑话，但没人笑。
巴尔达诺叹了口气，终于忍不住打开了那个烟盒，抽出一根烟放在鼻端嗅了嗅，却没点燃：“弗洛里斯，你知道现在外面怎么说吗？《阿斯报》的主编龙塞罗，那个疯子，他今天早上的专栏标题是《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