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忙着扩张和建厂不行，得练练内功了，不然哪天打场败仗，内部一哗变，所有心血都得打水漂一就象历史上的蒙古帝国，疆域虽大，却因为没有统一的思想，最后分崩离析。

    旨意一下，新京顿时成了学堂。

    翰林院的学士、江南的大儒、留洋回来的学者，被一股脑召集到一起，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街头的茶馆成了第二会场。

    穿长衫的老学究拍着桌子骂“洋鬼子的学问是洪水猛兽”。

    留洋学生梗着脖子回“祖宗之法早就该扔了”。

    有次两个学者为“女子该不该上学”吵到动了手，一个扯掉了对方的瓜皮帽，露出光秃秃的后脑勺；一个撕破了对方的洋布衫，露出了一副排骨。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叫声响了整条街。

    最后被警察叉着骼膊拖走，成了新京百姓好几天的笑料—连卖糖葫芦的都编了段顺口溜：“儒生打，洋生闹，打得学问满地跑。”

    首辅曾柏被推出来主持大局。

    这位老臣，一边要按住想动刀子的保守派，如有位大儒，竟说要“焚洋书，坑洋生”。

    一边要拉住想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个留英学生，主张“废汉字，用洋文”。

    一个月下来，曾柏咳嗽也重了，天天得喝三碗川贝悉尼膏才能撑住。

    终于，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曾柏抱着一摞文稿，喘着粗气进了御书房。

    那些稿子用麻线捆着，足有半人高，封面上“论纲常与西学之融合”“复古革新辨”之类的标题，看得人眼晕。

    “陛下，学者们总算吵出了几个方案。”曾柏擦了擦汗，把文稿往案上一放，发出“咚”的闷响，震得砚台都跳了跳。

    徐炜瞥了眼那堆稿子，光看批注就知道有多罗嗦一有篇文章，光是引《论语》就占了三分之一。

    “念吧，捡要紧的说。”

    “是。”曾柏从袖中摸出个小本子，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边角都磨卷了，“大体分三派。”

    “第一派叫实补派。”曾柏扶了扶眼镜，念道，“他们说纲常名教”是汉人的根，君臣、父子这些规矩动不得，动了就成了无源之水。

    但又觉得儒家太虚”，得补点西洋的实”—一比如军工、科技、实业这些，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说要把重农抑商”改成重商兴邦”，说子贡亦圣人徒，经商何错之有”。”

    徐炜眉梢一挑。

    这不就是晚清的洋务派吗？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是觉得祖宗之法不能变。

    就象给旧马车换个新轮子，跑起来照样颠簸。

    “继续。”

    “第二派叫复古派。”曾柏顿了顿，象是觉得这名字荒唐：“他们说宋明理学、董仲舒那套全是歪经”，是儒门之贼”，得推翻了，回头学孔孟原文。

    还说要从《论语》里找出进化”平等”的意思——有个学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平等”的雏形。

    他们主张保留以民为本”仁政”，把礼教扔了，甚至说要限君权，设议会”，说舜受尧禅，非君授，乃民授也”。”

    徐炜哑然失笑。

    这群读书人，玩来玩去还是那套“六经注我”的把戏，借着古人的嘴说自己的话。

    想把儒家改成哲学？听起来好听，可用来治国，怕是要象拿绣花针挑大梁，不顶用。

    “第三派叫务实派。”曾柏的声音低了些，象是怕触怒圣颜：“他们学的是明末黄宗羲那些人，讲究经世致用，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还说社会是变的，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制度也得跟着变，不能守旧。

    但他们也说要忠君爱国，只是————只是说忠君”和忠国”不是一回事，说国者，天下人之国，非一人之私产”。”

    徐炜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务实派倒是有改革的样子，可说得太泛了，就象只说要“做饭”，却没说用什么食材，放多少盐。

    他沉默片刻，缓缓道：“这三派，都差了点意思。”

    “实补派太保守，改不动根基；复古派太飘，成不了气候；务实派————太模糊，抓不住重点。”

    徐炜叹了口气，指尖重重落在地图上的暹罗：“他们都没搞明白，魏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些方案，要么只盯着汉人，要么只顾着空谈，都没有能把暹罗人、柬埔寨人、马来人都捏合起来的本事。”

    曾柏也叹了口气，咳嗽了两声：“陛下，思想改良本就难。理学从二程到朱熹，磨了两百年；心学从明中到如今，也走了两三百年。急不来啊。”

    徐炜心里清楚。

    从晚清到后世，儒家的转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两百年。指望这群学者在一个月里拿出方案，确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