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唐朝，科举以诗赋来评定考生水平的高低；到了宋朝，主要考察策论；而元、明、清时期，则采用八股格式的四书五经策论。
不过，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以考试为内核却怎么也没变。
徐炜对科举制度承载的儒家思想底蕴并无反感，然而，对于科举的形式，他却持有异议。
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一套繁复长的流程，不仅耗时费力，更是费钱，让科举成为有钱人的天下。
况且，八股文的模式在当下工业化浪潮汹涌的时代背景下，已显得格格不入。
“魏国渴求的人才，需兼具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之能，熟稳工业发展之道，更要深谱治民理政之术。”
徐炜神情从容，缓缓道来：“但八股文的范畴，显然无法孕育出此类人才。”
“大王推行的职位自选之策，堪称匠心独运。”
“然而，臣以为其存在一要害弊端。”曾柏躬敬拱手，直言关键所在：
“官途耗时太漫长，于魏国不利。”
“以考录升迁为例，从九品官进阶至七品官，需跨越六重阶梯。即便考评皆为上优，且以三年为一升迁周期，亦需十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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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晋升至知府（正五品），则需耗费三十年光阴。”
“至于行省、九衙乃至内阁等更高层级”
曾柏不禁胃然长叹，“九品十八阶，若每阶皆评优，至少需五十四年方能登顶。”
“于官场之中，若无外力援引实现破格擢升，多数人恐将终生徘徊于府县之位。”
“反之，唯有凭借强大人脉，方能扶摇直上，于盛年之际路身内阁、九衙。”
“到时候朝野遍地都是结党营私，内耗堪称恐怖。”
如此规则，一来人多官少，容易引发激烈竞争，使得党争纷起，对魏国发展形成肘。
二来，职位稀缺之下，背景权重超越个人才能，届时庸碌之辈破格提拔，才能之人苦苦转迁。
“这确实是一大难题！”徐炜深思之后，深觉曾柏所言在理。
这便如同唐宋时期，科举科目繁多，明经、明算等科目与进士科并立，然进士科却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数百年。
恰似后世设有选调生、国考、省考之区别。
究其根源，资源有限而竞争激烈，过度竞争易滋生矛盾，官员忙于内斗，政务难免荒废。
故而，人为营造职位稀缺性，实乃历史演进与社会现实之必然决择。
显然，徐炜无意逆此规律。
见魏王从谏如流，曾柏如释重负，赶忙建言：“不妨推行统一考录，而后依序分配职位。”
“依名次高低授予相应官衔，名次优者授以高位，次者授以低位。”
这跟科举没两样。
徐炜却摇头否定：“吏员数量庞大而官员编制有限，如此操作，每科录取人数恐呈膨胀之势。”
“既徒耗资源，又浪费时间。”
“不过，可将考选体系细分为两类。”
徐炜略作思考，就提出分级考选之构想：
将科举划分为国考与省考。
即，借由国考选拔官员，省考遂选吏员。
鉴于官员职位稀缺，国考每科录取人数控制在数十人，甚至十几人，这些者将作为储备官员，直接授予七品官职。
省考录取人数则在三五百人上下，授予从九品官衔，充任各乡吏员之职。
对于官员，每两年左右予以考评；吏员则三年考评一次。
如此规划，通过国考选拔的官员，若无意外，优秀者在四五十岁时有望进入中枢机构施展抱负；省考选拔的吏员，亦能按部就班普升，路身中层职位。
二者晋升路径既相互交织，又并行不悖，资源竞争压力得以有效缓解。
“此计甚妙！”曾柏不禁击节赞叹，“才德出众者为官，馀者为吏，各安其职，各展其能。”
科举议题方落，教育问题旋即成为关注焦点。
此乃重中之重，关乎魏国未来兴衰，
曾柏秉持旧有观念，主张鼓励私人办学，以此减轻朝廷财政负担。
徐炜却着重强调文化教育对于魏国的深远意义：“魏国欲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而工业化进程亦函需高素质工人，所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首先，必须靠儒家思想凝聚全国人心；其次，培养高级牛马进行工业化。
至于开启明智，不过是附带的。
故而，魏国当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度。
凡适龄学童，皆须接受六年文化教育，学业优异